如何說最鋒利的話
如何喊確實認同的詞
害怕被人群欺騙
又受夠了溫柔敦厚
書卷總是比新聞慢
──鄧小樺〈討論一些命題〉
作為七十後的台灣寫作者,不知道我能不能算得上七十後香港作家們的某種「同代人」?讀郭詩詠訪與編的《差異與連結——香港七十後作家對談》,感應到一股內在騷動,可能因為共鳴,也可能來自參差對照下產生的趣味與體會。七組對談人,共十四位作家,現實當中我認識一半,另一半我至少在文學雜誌上讀過文章或讀過專著。而尤其廖偉棠、鄧小樺和陳智德三位,結識較久,且他們的創作、書評、研究和編輯的書刊,長期引領,使我更加拓展星圖,可以說,在某個程度上我是透過他們的視野來探索香港的。
台灣出版市場前幾年曾掀起一波香港主題熱,多半和社會政治運動有關,強調港台一命,參照香港經驗而能更理解台灣命運。而香港作家的書不少也移師台灣出版,征服了一票嚴肅文學讀者。然而,在學院內,一方面出現了熱心香港文學研究的台灣學者(主要集中在青壯輩);另一方面,來台任教的香港學者在大學內開設香港文學課程,卻未必能立刻喚起台灣年輕學生的熱情。我想,這和對於香港社會脈絡的隔閡有很大關係。而本書在降低隔閡、令閱讀更厚實這一點上,作用很大──無論是對於不同世代的香港讀者,或對於隔海的台灣讀者。《差異與連結》以對談形式激盪互補出立體、變化的香港記憶,凸顯了個體與集體如何交會,以及交會後的正響與逆音。
本書涵納的作家從最年長的陳智德(1969-)到年紀最小的可洛(1979-),稍稍溢出「七十後」,但成長年代與歷程相仿,經驗也時時交叉互應。例如,幾位屢屢被提起的啟蒙者,如也斯、杜家祁、董啟章、樊善標、何福仁、小思,以及對於特定作家具有深厚意義的前輩如胡燕青、王良和、張美君;幾個屢屢被提起的刊物或獎項,如《字花》、《呼吸詩刊》、《突破》、《文學世紀》、青年文學獎;幾處屢屢被回憶的書店,如東岸、青文、田園;幾種屢屢被提起的通俗文化產品,不管是讀得很多還是不怎麼看得進去,如金庸小說、亦舒小說、動畫《小甜甜》;還有那些屢屢被提起的時代與文化標記,如零三七一、反WTO、天星、皇后、菜園村。
文學「同代人」的體認不一定與年歲有關,而可能受閱讀經驗左右。卡爾維諾、卡夫卡、卡繆、村上春樹、昆德拉等名字,都屬於共通經驗。有趣的是,本書多位香港作家討論台灣作家,如陳智德、廖偉棠、鄧小樺、劉偉成、袁兆昌都提到楊牧,而李維怡和張婉雯對於陳映真、黃春明,展開了微型討論會,觀點十分警醒,如張婉雯就總結道:「『華盛頓大樓』是可以學得到的,但〈我的弟弟康雄〉那些,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氣質,無論你多喜歡也學不到,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陳映真在後期陷入了困局之中,他給自己的夢想拋棄,又給自己的理想綁架。」同情與批判兼具,讓人心有戚戚。反而提到的中國當代作家比較少。
以上均屬於書名所說的「連結」,至於「差異」,則與居住地是港島或新界、自身是移民者或土生兒,以及性別、階級甚至個人性格與機運等因素有關。正因為「差異」仍有「連結」為基底,使得對談成其可能。對談人的設計很有意思,每一組都響應「差異與連結」,例如第一組陳智德與潘國靈,分別是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畢業的,所見文學風景就有很大差別,卻都受基督教背景的《突破》雜誌和突破叢書的沾溉;第六組陳麗娟與劉偉成,一個受流行文化薰陶,一個則有明師帶領理解經典,卻都具有跨領域創作的經驗。而本書編著者郭詩詠在對談中穿針引線,如詢問韓麗珠與謝曉虹怎樣看待「虛構」與「真實」的關係,因為她們的作品往往被評為具有魔幻、寓言的特質;或在張婉雯與李維怡的對談中,詢問她們如何界定、連通「社運參與者」和「寫作人」的身份,因為張婉雯長期為動物權益發聲,而李維怡亦參與過如土地逼遷、文化保育等多項運動。
每場對談伊始,郭詩詠總請作家們先描述自己記憶中的「香港」。一個「香港」,各自表述。這個話頭的開啟,通常都能源源不絕引動作家們描繪成長環境細節,也回應了書名裏的界定,即「香港作家」此一標籤。幾乎所有對談人都在預認自己是「香港作家」的情況下進行談話,唯一例外,是不斷移居的廖偉棠,他對此有過一番掙扎與再認。之後,郭詩詠會順着談話的方向或對談人的特質,將話題聚焦在文學啟蒙、寫作與社運、互聯網與社群媒體的影響、跨媒介創作等幾個點上。
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紀以來,香港變化極大,曾以為的好風景好建築,強風吹拂下如此容易坍塌,吞噬、夷平與偷換,或許真能促進遺忘與效忠,但也加強了凝聚力。七十後作家們往往或遠或近地參與過幾場抗爭,抗爭本身及其影響,怎麼寫?何時寫?應該迎頭趕上或拉開距離?當個體走入集體,尤其引發作家本能的焦慮:抗爭訴求集體,而文學則往往質疑那眾口一致的話,寫作者要保持怎樣的距離?能接受甚麼程度的投入與融入?
潘國靈說:「就算是社運抗爭的語言,有時也會有它霸權的成分。當它強大到你一定要用這套語言說話才能夠有對話,文學人就始終會有一個push and pull(拉扯)。」李維怡亦表示:「個人在集體之中,假如有些二元以外的想法,便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很難言說出來,因為別人會用那個二元的框架去聽。我覺得香港的情況是,由那個很二元的框架,漸漸擺動到一個個體和集體稍為能並存的狀態——雖然還不算真的很理想——然後一下子又擺回去集體那邊。你問我對於時代的感覺,我反而更多是在這方面。」有份參與集體的活動,即是表達認同,除了認不認同,也涉及究竟認同甚麼。李維怡指出,比起認同國族身份或明確的左右翼立場,「我可能會認同一個社區,或者認同自己是一個女人,或者是大自然的一分子。我認為現在正是缺少這些空間。」而鄧小樺則引用夏宇的詩表達其中的曖昧、徘徊,「(〈Salsa〉)將我們和革命的關係說得很清楚,而且相當無恥,『我跟你一起去革命/但是允許我隨時可以逃走』,本人是經常都逃走的。」
而現實文化政治上的變遷,也使得九七移民到香港、而後深度認同香港、現下遷台長居的廖偉棠提到:「我想香港的年青作家在這兩年要開始正視流動、遷徙、流放、流亡這些主題。」遷徙、移民,曾是前幾個世代寫作者筆下常見的主題,無論南來或西遷,「對於香港人來說都不是甚麼大不了,因為離開了,當香港好景的時候又可以回來」,可是,歷史未必都這樣重複,「尤其年青一代,需不需要作出這個抉擇呢——即是要成為一個離開香港的香港作家。」
陳智德在〈香港未睡〉一詩中這麼寫,「人流離散不知自己曾凝結/香港無聲,香港自我懷疑/香港在幻滅裏成形」,離散、懷疑、幻滅的情緒與體驗,這是否也成為二十年來香港社會與文化的「連結」?可是,從本書可以看到,人們即使可能離散,正視那灰色軌跡,深淵水影,仍知道曾經凝結,幻滅不等於取消,反而轉為成形的驅動力。無論如何,文學不只是「人的文學」,還是「身土不二」的實踐,身體能帶着土地與生活的記憶,轉換為文字,在每次書寫、追想與重讀中再活一次。而全書歸結在可洛與袁兆昌暢談文學教育,顯示了延續與希望,也正是這首詩結尾的信念:
似夜幕低垂,人民未睡
香港有萬千迷離的夢
香港無法不自言自語
香港在幻滅裏成形
香港到底翻騰出一種生命
*楊佳嫻,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台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