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張愛玲很愛算命，出門也算，出書也算。她在小說裡寫過精彩的算命情節，《假仙女 Faux-cul》開篇也出現了類似情節。楊佳嫻指，到今世中我們依然可以見到作品在與命的對抗與拉扯，遠古的命說概念如何回應現代情境？顏訥說，這就看算命者「故事新編」的能力了。《假仙女 Faux-cul》既是「假」「仙女」，也是「假仙」「女」，台語「假仙」有假裝、裝蒜之意，比形容詞「假」更富於動態。然而，顏訥的「假仙」不針對別人，而總瞄準了自己，自我懷疑又否定這懷疑，過得辛苦還把辛苦當成笑話跟我們分享。

薯伯伯新書《逍遙行稿：逆風翱翔》由過往數年的旅遊及心靈短文結集，內容由其豐富的旅行及人生體驗出發，提出各種關於人生際遇、面對限制與逆境的思考。從岡仁波齊到乞力馬扎羅，從塔斯曼尼亞到坦桑尼亞，從巴米揚石刻、珠峰大本營、恆河、瀘沽湖、戈壁到撒哈拉，薯伯伯的足跡廣而變動不居。薯伯伯到過「死前必須去」的打卡勝地，也曾認真待留在作家珍‧莫里斯所說看似零賣點的什麼都不是的nowhere。途中有長程徒步，也會用歐洲火車證暢遊神根公約國家。陳冠中看他的行旅，認為重要的是安於任何異地，也樂住此刻此間的態度。這是一種經得起審視的人生選擇。

汪精衛作為現代中國政治和文學中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詩人與政治人物，愛國者或叛國賊，但其故事從未被妥善地講述過，甚至現時中國禁止任何關於戰時合作政權的學術研究，以汪精衛為最。在《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中，作者楊治宜認為汪精衛的抒情詩在建構他的政治身分上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且深刻影響了大眾對他的身後記憶。她援引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法國與德國的檔案，以及回憶錄、歷史期刊、報紙、訪談與其他學術作品，嘗試以批判的角度與客觀立場，來探究汪精衛政治、文學與個人生活的傳記。

郭詩詠博士近日出版《差異與連結——香港七十後作家對談》，當中收錄了十四位同代香港作家的七組對談，概括地勾勒出後九七香港文學的風景線。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台灣作家楊佳嫻為此作序，認為讀來感應到一股內在騷動，可能因為共鳴，也可能來自參差對照下產生的趣味與體會。她在書裡看出一些連結香港七十後作家的文藝回憶，就如啟蒙者、刊物、獎項、書店、文化標記、閱讀經驗，也指出作家之間的差異，又正因為「差異」仍有「連結」為基底，使得對談成其可能——講文學，也講如何投入與融入不同程度的抗爭，而全書歸結在文學教育，以示延續與希望。

香港詩人、作家劉偉成繼2020年《果實微溫》後一再深挖自我的內核，出版《窗池不皺》，嘗試重現「一期一會」煞是迷人的初見與告別的一體兩面。在自序中，他指出《窗池不皺》的架構很大程度上啟發自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燈塔行》，其臨場感不斷縈繞於他的腦海，自傳意味甚濃的作品架構更是吸引他不時重温這部小說。，十八幅「窗池」小景牽出七輯七十多首對世情的體悟，隱隱呼應着吳爾芙《燈塔行》的結構，檢視封存心底的許多難忘的回憶片段，而窗景在回顧中日漸澄明，就如他完成了「窗池」和「燈猴」組詩後，有一種「大功告成」的舒坦，彷彿看清縈繞心頭多年的幻象。

被譽為「漫畫之神」的手塚治虫開創了日本戰後漫畫新文法。以誇張一點的說法來說，如果沒有手塚治虫，也許就沒有今天我們看得熟悉的日本漫畫了。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李衣雲，為《「拜託你了，讓我工作吧」》作推薦序，指出手塚治虫對日本漫畫文法結構的開創性：他是戰後首個將電影蒙太奇的技巧系統性地用進漫畫中，如各種鏡頭的混剪、對表情的重視，以及大量無文字畫面的運用，同時延續戰前漫畫以來狀聲字的使用，將聲音帶入漫畫中。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鄺可怡一直想把香港報刊的抗戰文藝重置於世界戰爭語境，面對近年的全球戰火、新冷戰格局、更逼近的本土社會政治發展，她知道那些研究課題，已到達必須回應的時刻。《跨越歐亞：香港報刊抗戰文藝資料翻譯與選輯（1937-1945）》全書收錄中文報刊文章145篇、日文報刊文章51篇，體現香港如何成為戰爭語境之下不完全受制的「協商區域」，展現戰時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並強調戰時中國知識分子不囿於民族主義的觀點，從全球視野、跨越歐亞的歷史和戰爭語境重新思考中日戰事。

香港重要作家、詩人梁秉鈞（也斯），1978年出版詩集《雷聲與蟬鳴》，旋即成為香港文學經典。梁秉鈞熱愛香港，也熱愛生活，是書寫本土生活詩的先行者，以平白淺淡的語言，發掘日常事物的尋常之美，寫出七十年代香港生活的獨特節奏，影響多代香港作家。是次「香港文學生活館」的復刻版獲也斯同代人兼好友黃楚喬作序，她先回憶了七十年代的文學、藝術氛圍，並描述了與也斯及其他朋友在東涌、蒲苔島等地的旅行經歷。後來也斯赴美修讀博士，又移居加拿大。在2006年，他特地到訪黃楚喬在多倫多新搬進的舊樓房，把當時裝修的混亂狀態一一寫進詩裡。

睽違二十年，廖偉棠繼《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後再度推出短篇小說集，《末日練習》集結2005年至近期的創作十六篇，王德威在序中指他的小說構思奇詭，形式多變，難以歸類，以詩人之筆敘述故事，「果然別具一格。」小說集充滿各種有關終末的情境，出入科幻和玄妙之間，甚至從AI生成或轉譯詩歌，用為情節的接駁。當中以香港為主題的作品雖然很少，卻經常在有意無意時，「點」到香港一鱗半爪，廖偉棠流露的情懷更讓王德威聯想到唐君毅讀《水滸傳》的心得。

馬尼尼為首部長篇小說《故鄉無用》，她以「無用」一詞形容自己的馬來西亞故鄉，以虛實交錯手法寫自己家族裡那些沒有學歷、艱苦謀生、病了瘋了甚至永無發達之日的人是無用之人，那片成長之地則成了無用之鄉。但她寫道：「但是這些東西已經在我體內生根發芽，只有我對這些人有興趣，對這些事有興趣。」她直面長期以來受壓抑的鄉愁，以及揮之不去的「無用」感，寫出這部曲折離奇的鄉土傳說，被劉克襄評為「小刀式的書寫，精準俐落，充滿張力」。

是的，讀周丹楓，不斷想起的不是盧梭，不是尼采，而是諾華利斯。是因為書寫者年紀或氣質相若嗎？不，作為解構的讀者，早慣於逼近和迎接文字的不可能性，在那些可以短至一行的文字碎片裡，見證有時甚至真的化為四處散失的單詞，肆意考驗所「置身」的空間，零落如即將被輾碎的花蕾（頁70-71），我們看到的，不止是作者的思絮。假如我們沒有被那反覆互織的心音餘韻導入歧途，竟妄想尋找某些故事，那我們大抵不難發現從碎言斷語間冉冉升起的，那個近年我們已不想再提起名字的城市，它（她）的剪影，它（她）的暗景，它（她）聽見或聽不見的雜音。

周丹楓出版新書《喧嘩的碎片》，有謝曉虹的專序導讀。謝曉虹以西西的《美麗大廈》和唐睿的《Footnotes》看作追溯這部小說的在地系譜的座標，而當中一句「我們都只是死前的租客」概括了「我」這一代真正「無根」的感受，就如故事傳達了居於此城一種深刻的焦慮：記憶，以及愛之失落——這種深情而哀傷的手勢，可見周丹楓正試圖沿碎片提供的起伏線索，來追溯更完整的生命圖景。

要怎麼形容《喧嘩的碎片》呢？理論上，《喧嘩的碎片》主要地理場景是主角「我」成長的黃大仙東頭邨的屋邨，及「我」後來任職金融的工作地點中環，兩者之間的貧富反差，構成小說的最重要成分。縫紉其間的是「我」與母親及其他人的關係，那些被統治與被奴役者對奴役他們的思維與邏輯的臣服，透過家庭關係而對「我」產生難以逃逸的掌控之力；而「我」對於周遭一切，既以精微細緻的鷹眼觀察之，亦同時哲學反省式的思考批判之，更對許多擦身而過、無名的社會底層畸零者，付以同情又距離適切的凝視睇盼。

黎紫書從舊作《簡寫》、《無巧不成書》中挑出47篇微型小說，另從尚未結集的作品中選出24篇，合成這本自選集《余生》，這也是她告別微型小說創作的一次回顧和總結。在僅僅千字的篇幅內，黎紫書以非線性、後設、甚至帶實驗性的多變敘事筆法，寫當代社會、記憶、情感與生死。旅台馬華作家張貴興為此撰推薦序，形容《余生》是無花果樹，沒有花枝招展，但葉茂果豐，每一個故事都可以繼續發展。

周漢輝繼《光隱於塵》以真摯而平實的情感帶來《地納於心》，他特有的生活化書寫，承襲香港詩自也斯、葉輝、鄧阿藍、關夢南等以降的獨特脈絡，廖偉棠認為他不但沒有因為「公權」對詩的不公而停筆，反而越寫越好，以空間詩學彰顯香港公屋，也以小傳紀式寫作為詩作具備時間維度，交出了這本稱得上香港詩之正典的詩集。

西西的創作，始於詩也終於詩。2023年中華書局出版由何福仁主編的詩集《左手之思》，當中收錄了西西未曾結集的七十二首詩作，記錄其寫作生涯的原點、軌跡與終點，書末更附詩論九篇，是西西少見的談詩之作，反映她形成於青年時代、成熟而周延的詩觀，讓我們得以更貼近西西的步伐。何福仁形容西西對詩有自己一貫的看法，所以若要評價她的詩，則必須重新閱讀，重新認識像她這麼一個詩作者。

本書由三卷形式體制不同的散文組成，卷一從歌曲到文學、從文學到電影、從歌手到樂人和填詞人、從歌詞分析到時代文化與個體生命的抒懷，細述一重又一重的歌曲與文學文本的互涉。卷二書寫音樂與文學與人生的隱然聯繫，以至幾段時代變遷與個人成長的軌跡。卷三從舊唱片和舊書刊的復刻、文學舊作的重寫及「香港字」的文化復刻，展望文藝的前景與可能。

你有覺得身邊的世界過度熟悉而變得狹窄嗎？你有覺得自己與主流格格不入而感到孤單嗎？你有覺得人性複雜，耳邊又充斥老生常談的解釋，讓你覺得不可信而加倍煩厭嗎？你有覺得萬物都短暫而傾向幻滅，你缺乏信念與參照嗎？若你遇到以上問題，也許已聽過很多人叫你上網／煲劇／去旅行——但我們相信，你需要的其實是，進入文學那豐繁幽異的世界。

大學哲學講師、《哲學有偈傾》主持李敬恒新作《尋常與作樂——哲學與文藝的25則思考》，內容涵蓋生活、文藝、哲學等不同範疇，同時亦緊貼時事熱話，貼近香港人日常生活經驗，為讀者提供哲學入門路徑，大師兄Roger在書序分享自己這兩三年的二三事，談及本書之所以可能，一切都是由「五夜講場」開始。

匯集眾多年輕寫作者聽覺記憶的新書《耳窩》，以聲入文，關切的不止聲音本身的事體，書寫聲音，實在是我們如何觀察日常。細讀不同寫作人以年輕作家之姿，納聲紀事，何映宜在這篇書序提到，幻想奇思的夢田在其眼前敞開，最讀進心裡的，卻從來是薄物細故，是日常。

讀勞緯洛的新書《崩末》，謝曉虹認為它是具野心的文本，其實驗性的文體抗拒被界定，但卻決意把其讀成一部史詩，不僅因為它詩化文字所追求的莊嚴與神聖，也因為其中半人半神的英雄，以及祂／他在自身所連結的文明歷史及其崩壞裡，渴求的救贖與超越。

盛夏日子，客廳裡放著的切花一天一天衰敗，本周的瓶花放著朱蕉、鬱金香、桔梗、蠟梅、庭園玫瑰、地榆、小菊、粉雪、胡蘿蔔花、黃花、金合歡與尤加利葉，一大把繁花盛放。我總是以為，一室有花，就能在平凡日子裡平添許些精緻。然而，剪花易謝，鬱金香一晚就凋謝，玫瑰不耐熱，就算每天剪枝換水，還是緩緩垂下了頭，其他的花開到荼靡，散發著濃重的乙烯，一大束花從豔麗到凋謝，不過是幾天之間的事。花瓶從大換到小，一束花慢慢變成一小把，最後剩下幾支最是耐放的，比如菊花，比如乾燥了的尤加利葉。

疫情改變了當下人們對距離、對旅行的想像。如潘國靈於即將出版的新書《總有些時光在路上》所寫，旅行是身體的流動，是空間的轉移，離開自己所屬或無所屬的棲身地，在離與留之間的暫時過渡。「走遠一點」，是遠方傳來的召喚，其實也是自己的心在作動。但如果歸期無日或歸地不存，那就成了放逐。

沐羽新作《煙街》邀來謝曉虹撰序，在這本關於逃逸的書，逃逸不僅是主題，沐羽非常清楚，寫作本身就是組織逃逸路線。文學的使命是要在主要的語言裡構成少數，脫離疆域。時局急劇變化，不少香港人已成了流亡族群。生活在台灣的沐羽，說自己連廣東話也歪掉的他，對於作為語言的少數，顯然有更複雜的體會。

神州舊書店1966年開業，歷經多次搬舖、經營方向轉變，老闆歐陽文利開拓、守業、傳承，至今逾半世紀。新著《販書追憶》回溯神州舊書店歷史，並見證六七十年代新文學著作的重印及流通情況。小思亦為此書寫序，形容書的來去聚散，雖然有定數，有緣份，但在神州舊書店，「我買到極多珍貴的好書刊及有用資料，更神交了無數專業的藏書、讀書、用書人。」

在呂永佳的散文中，那優美而富節奏感的狐步和拍子，或液化或霧化或氣化，步履徐徐疾疾，朱少璋覺得在其活像散文的人生路上，步姿從容，踽踽獨行。這篇收錄於呂永佳新書的序，讀者不妨先睹為快。

這種不住溢出自己，接近他者的欲望，在《渡日若渡海》成為了一種更確切的文學實踐。在智良筆下，那些近在咫尺卻猶如千里以外的我／你／妳，每一個孤獨如被城市放逐，抽著紙菸的他，或她，如果不是在擁擠的路上，便總是在受盡瑣碎事務與雜音折騰的斗室裡，頸椎受損、疲憊無言，無言卻有著相似的身影，沉默迴環應答如鏡。

《井邊重會——唐滌生《白兔會》賞析》內容分為兩卷。上卷主要通過文本對讀，整理出唐先生改編南戲《白兔記》的種種取捨考慮與承傳心思，並兼論《白兔會》與《三娘汲水》（「寶華粵劇團」版本）的關係。下卷則主要為讀者展示《白兔會》劇本開山首演時的原貌，並對唱詞對白作基本、必要的校訂整理，再略加注釋。

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於「非本土」的否定之上，也不是簡單地由無到有的過程，實際上存在更多的矛盾、游離，正如本書在〈導論一：本土及其背面〉提出：「本土不等於與他者割離，亦不等於對自身的完全肯定」；〈導論二：流動與根著〉一再提出對「無根」的認清以及「根著」的無力，然而，「在種種負面因素以外，流動，某程度也作為根著不可能之時的出路，或流動本身也是根著所創造出的新可能：我們何妨自停留的一點上出發，承接香港文化既有的前衛、多元，自由往復，也許終可接近『根著』的真正可能」，本土與非本土共同構成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複雜性，結合流動與根著的辯證，作為本書回顧、論述戰後至二千年代香港文學的核心。

沉默，及作為其相反觀念的發聲、行動，均是文學中長久深遠的話題，其延展面廣闊，涉及不同層次與範疇。沉默，並不只代表無言；它指涉多重層次的思考，反可能凝聚成一股定力，甚至一種反向力量，一種逆反姿態，去制約盲從，令我們不至被社會浪潮推湧失向。沉澱、醞釀、發酵，文學正以其沉思本質，給予我們開闊的視野——於是我們仍可透徹觀察，而又不失行動能量。而當我們在文學中談論沉默，其實是在談論沉默與發聲之間的種種可能。在某些時候，沉默更可能成為焦點，引發諸種不同的聲音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