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小傳記式的空間詩學——序周漢輝《地納於心》

假如香港將來還有香港文學雙年獎的話，應該要補頒一次詩歌獎給周漢輝，不是因為政治（如果那樣豈不跟上次的擄奪一樣？），而是因為詩歌本身、詩人的意志本身。我們看到，周漢輝並沒有因為「公權」對詩的不公而停筆，反而越寫越好，交出了這一本更當得上香港詩之正典的詩集。

為何說是正典？因為周漢輝是梁秉鈞（也斯）最忠實的傳人——無論在主題還是技術上，而且因為身處草根的視角，他獲得了比後者更寬闊和更「汗淋汗落」的身體在場感。也可以這樣說，周漢輝融合了梁秉鈞和鄧阿藍、馬若，補足了梁秉鈞因為詩外的原因而不得不失去的詩的受難。受難磨礪詩質的堅實，詩心則使受難出離怨懟，兩者缺一不可。

當然，周漢輝的香港已經迥異於梁秉鈞的香港。他必須衝破先行者已高度完滿自洽的賦體書寫策略，才能接住香港的深層、但又架床疊屋、千頭萬緒的現實。這是周漢輝要面臨的挑戰，也是整個香港詩也要面臨的挑戰。

我曾試圖指出：「周漢輝的詩儼然自成一世界，雖然繼承和發揚著香港本土詩歌的敘事傳統，實際上也接軌美國自白派詩歌以降的小傳記式寫作，並藉著強大的宗教感去拉住不斷墮落的現實。」此其一也，而在宗教信仰的加持下，周漢輝詩中常見的第二人稱（梁秉鈞也愛用）獲得了純粹訴說、邀請加入以外的意義：祈願，甚至懺悔。這個「你」有時是愛人、好友、陌生人、香港的同命或不同命者，當然很多時是詩人自己的寄生、以另一肉身完成對自己的奪胎換骨。

同時，這本詩集裡彰顯的香港公屋的空間詩學，必然是與法國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詩學所相悖的嗎？前者略帶一點居住正義，但更多的是階級計算：設計者一方面要滿足社會福利的需要（甚至加上一些想像力）但一方面要保持與私人屋的檔次差距（心照不宣的），但後者有時產生出特殊的美學⋯⋯這些都是吸引寫作者的香港微妙之處，換言之，香港需要新的巴什拉。

周漢輝卻以上述的小傳記式寫作介入，給空間詩學帶來時間維度，他本人作為世紀之交成長的一位香港人樣本，被他自己充分解剖，這些都是彰然在目的。我更看重他把他人的傳記加入之後的更進一步，尤其是大時代山海欲傾之際，他人的命運已經容不得詩人以第二人稱娓娓道來，但詩人又不得不以詩作網承接這一切。於是就有了這樣一首「關於詩的詩」：〈飛掠——黃大仙東頭邨〉，這是西方論詩的傳統，但東方一個公屋少年的決絕倒過來接住了這首詩，這時候已經不是周漢輝在寫詩了：

為一首詩作始。他從較低的平台

沿長纜拖動下接圓盤充當座位的

滑輪，跑回較高的去，讓其他孩子

輪候重複著他，剛才凌空劃過

片刻，像自由在社會規範中

他過早有了認知。設定隱喻。

假日探望外婆，在邨內遊樂場

飛來掠去，踏地，隨孩子們四散

但他像仍踏空走下去。構思轉折。

成人們界定不安全，遂拆毁並忘卻

給未來的成人們設置種種安全——

去年他隨眾人走上夜街，面對

全副武裝的一方，移近外婆的家時

片刻想起那些孩子。收結一首詩。

這不禁讓我想起在二〇〇七年左右我也寫過的「公屋詩」，我的主題其實是「準來港媽媽」這一特殊、特困的群體。有時，公屋的烏托邦式規劃是有為她們帶來慰藉的，並不全然是困鎖。但無論如何，巨變之後，「殖民地福利制度」帶來的那個臨時的陋托邦也將名存實亡。

也許有人會問，這孜孜不倦、鉅細無遺的關於香港的寫作，對香港以外的意義為何？比如說詩人現在寄身的台灣？這個問題，周漢輝已經嘗試作答，而且他那些小規模「素人」傳的寫法，讓我期待另一種「萬人譜」，香港周漢輝的注定和韓國高銀的不同，至於共通之處，必能溢出島嶼而相連其他眾島，因為島的本質就是無須人為邊界。還有電影、流行曲、漫畫的介入，都在拓闊某種標準「香港詩」的既定框框，而事實上這些因素本來就在香港詩中活著，它們不一定溫柔敦厚、不一定上綱上線，甚至不一定香港。

⋯⋯作家著眼於未見：

諸多錯失的浪擲

包圍一次命中

像當晚出發流亡

多人在機場給阻截

而作家悄悄通行登機

飛行中構思飄泊的龜

至死才知龜背恆示天機

寫進一本為文犯禁的小說⋯⋯

——〈龜——公屋詩動物篇之四〉

這裡面暗含的命運預言不一定屬於詩人本人，而是他對我們寫作者在此時此刻的閃躲與挺身而出的矛盾的直面。龜是不慣漂泊的，但既然它已經漂泊，且讓我們期待在香港詩的進化論上將要出現怎樣的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