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詞．讀】《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回應左翼與自由派的裹足不前
在香港運動烽火連天的時候，去討論左翼，難免有點不合時宜。尤其許多人將反中共的大業託付予特朗普，認為美國和歐洲的自由派（俗稱左膠）都是香港運動的絆腳石。誠然，左翼所關注的政治社會議題，以至對人類社會的想像，都不能簡易地連接到刻下的反抗運動。但這從來就是左翼的處境，經常地不合時宜，幾十年來都與大型社會運動若即若離，周不時在群眾動員時失語。
墨菲一本《寫給左翼民粹主義》，正是要回應這種左翼與自由派的裹足不前。左翼有太多的理論、分析、藍圖要拋棄，才能重新在當下找到自己，開啟真正的解放運動。此書雖小，卻要為當代的全球抗爭運動重新定調，分出抗爭的疆界。說白點就是用「民粹政治」對抗「精英政治」，用「左翼」對抗「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還嫌離地嗎？那就是用「五大訴求」對抗「送中」，用「全球攬炒」對抗「一國一制」。
墨菲的重點，首先是政治實踐。她不是要解釋現象或證成某種政治倫理，而是要指導出切實可行的運動方向。第一點就是要確立政治運動的目的：「基進民主」，一種由人民自由平等地當家作主的政治經濟體制，真正的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香港正在發生民主運動，當然算數。但歐美老牌民主國家，一樣需要追求民主。數十年來，在歐美當權的總是差不多的政治精英，實踐同樣的新自由主義，將管治國家技術化、官僚化，為大資本服務，導致工業外移，工作、尊嚴皆失落。許多人（尤其自由派）只見到右翼民粹抬頭，卻看不到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精英（不分左右），如何在過去四十年取消了人民民主的權力實踐。
人民被遺棄了，就要將權力奪回。民粹是權力被遞奪後的反應，因為「政治上的理性」，早被新自由主義的統識壟斷。所有反新自由主義的，都是野蠻、任性。新自由主義的勝利，正體現在它自詡為唯一正確合理的道路。從歐洲的黃背心，到香港反送中，到美國的Black Lives Matters，大家都在自身的歷史脈絡下，面對同樣的新自由主義壓迫。胡錫進勸香港人看到中國的偉大發展，收成波叫香港人穩住經濟，唔好破壞收成。在經濟發展的大旗下，民主、自由、人權值什麼？為什麼在法治社會也有警暴？就是因為人權、抗爭的權利，已悄悄讓路予國家及財團主導的發展。
既然大家都是新自由主義，又為何中美要反目？那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體系內爆的結果。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背棄人民太久，所以造就了特朗普的民粹崛起。雖然特朗普並沒有辦法解決新自由主義的爛攤子，卻至少滿足了破壞政治精英體制及終止全球化的欲望。新自由主義及自由派平權的統識，亦被特朗朗無情嘲弄。
民粹不跟你講道理，因為「道理」、「理性」早已被新自由主義的統識壟斷。在統識下，我們得接受和平、理性、非暴力，才可以得到被尊重的身份，開始被聆聽。但這種鑑定卻同時排除了消費主義所生產的大眾。現代社會一直在製造無力的民眾，將99%的人排除於真正的決策之外。一堆中產管僚則用各種各樣行政和市場需要去為大眾設計合適的生活規範，引導大家投資、增值，成為社會中有用、懂享樂的角色。民眾一覺醒來，卻發覺新自由主義的應許–無盡消費主義天堂–完全破滅，而且原來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中產窮人變負資產、被收樓，是因為他們亂借貸，不是因為華爾街的天材發明了讓窮人買樓也可以金融化的妙計；窮國破產是因為他們揮霍無道，而不是因為國際銀行家想出誘使執政黨大幅舉債來短期增加窮國的GDP。要負責的總是系統性地被排除於決策的大眾；而精英「負責」的方法則是在危機時再次被高薪留任，增加權力，好使他們能更用「專業知識」收拾殘局。畢竟從一開始有能力改變經濟結構，醞成危機的就是精英們。
世界的確是荒謬、瘋狂的。而左翼的確相信只有理性能救渡眾生。但這個理性比「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定義要闊。民眾面對精英的憤怒就有理性在其中，而且是理性的根本。我們不需要一套程序去批准民眾進入討論。經歷過反送中的抗爭者，都深刻地感受到今次運動的討論動態。沒有誰在連登或telegram上首先為討論和溝通提出一套理性程序，怎樣去確保大家的溝都合乎理性。所有人的「言說」（speech）都受整個討論群體的考驗，而民眾則一直受運動的成敗、消長考驗。這種「公共理性」最大的制約不是什麼溝通理論，而是「政治現實」。而這也是這場運動非常「左翼」的接點（moment）。不論哪個政治領袖、KOL，在運動、群眾面前都要低頭。這不就是民粹嗎？
可能要有人大喊：「民眾說對的就是對嗎？難道多數人相信2+2=5，這就變真理嗎？」當然科學、數學是不容民粹的。例如有國家認為愛滋病是虛假的陰謀，的確改變不了人民被愛滋虐殺的事實。但如此人民就要面臨現實的考驗，就如香港的運動天天在面臨考驗。但政治的對錯並沒有凌駕民眾的判斷者。當民眾認為愛滋病是陰謀，國家的行為就得依人民的想法而行。有任何人想改變這個政治判斷，就得成為民眾一份子去進行討論，在民眾之間改變想法。
這裡故然碰觸了一個自由派的「常識」，就是「事實」和「意見」的對立。但事實和意見的界限是有社會性、政治性的，用一句套語，是流動的。尤其在民眾之間，在歷史之中，好些「事實」的確立本身就是無數人的奮鬥的結果。男女平等，種族平權，這些事實都遠未完全確立。抱持這些想法的人，如果只是嘲弄他人，那他們就沒有承擔起在公共中確立這些事實的責任，只是享受自己的正確。後現代理論告訴我們事實的流動並不是要人放棄對真理的堅持，而是告訴我們真理是要靠人去實踐、奮鬥的。而我們沒有高於民眾的仲裁者去為我們撐腰，而是要因應這個流動的世界去介入。這也是一種民粹。
左翼民粹之於筆者的深刻之處是，它是一種對「政治」的理解及實踐的要求。政治的參與者沒有什麼方法去為政治參與畫出邊界。自由派那種和理非的要求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為那正在為討論提出先於民眾的界限。如果有任何邊界，就得基於民眾本身的認可與接受去證成。但民眾的存在先於這種邊界的出現。這種對民眾的絕對肯定又是一種民粹，也是一種極端/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所以民主的確是可怕的，因為民眾可以得出反人道、種族主義、父權主義的政治。但如果我們認識極端民主，我們也知道民主是個動態的過程，所以我們可以追求普世主義，國際主義，世界大同。
當然這裡有個悖論，如果沒有人能先於民眾為民眾定出界限，那理論上極端民主就一定是普世的。然而這個普世主義還是要在政治／民粹中去實踐才能證成。沒有理論能代替政治的實踐。如果要為極端／基進民主的普世主義提出一點樂觀的可能，那就在於普世主義才是能真正回應現實的政治。所有排除普世的，都是對問題的迴避。
今次香港人因為想贏，所以從實踐上連結了不同種群、身份。因為香港人想嬴，所以要打國際線，要用普世價值去令全球找到反中共的統一戰線。想嬴的越多，連結的人越廣。只要我們想嬴得全世界，我們就能連結全世界。
（*標題為編輯擬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