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讀L】黃色經濟圈有多可怕？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教會我的事

很長一段時間，我很在意理論的對錯。這個分析夠強嗎？這個論據充分嗎？是否有前言不對後語的地方？只要覺得有人站得不夠左、立場含混、或理解錯誤的就去口誅筆伐。只在乎對錯，不在意結果。但年紀漸長，又得朋友開導，開始明白，correct不等如connect。縱有千般對，也只滿足了虛榮。對真正的責任與堅持，卻沒有多少幫助。社會實踐的試金石，不是我在理論上有多正確，而是我最後盡了多少力去實踐我所認同的理念。

這種對實踐的重新認知，多少改變了閱讀和思考的方向。以往覺得只有最抽象最辯證的理論才是重心。現在卻明白，那些盡力去溝通，在現實社會條件下去思考並開啟行動的人卻往往更可敬。其中一位這樣的學者就是艾瑞克．萊特(Erik Olin Wright)。

從哲學層面而言，萊特的理論非常平實簡單，沒有什麼高來高去的艱澀概念，卻實在的論說社會抗爭的各個面向。他在生命最後的日子，還是將時間投放到寫作，希望以更簡明的方式將之前在《真實烏托邦》中，有關各種反資本主義的思考與具體策略，繼續介紹開去。也因此成就了眼前的遺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此書大概可以分成兩個主要部份，前半處理一些反資本主義的理論問題，後半則跳進去講述許多建立社會主義的「元件」，思考怎樣令人類社會邁向真實的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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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左翼很難解釋的概念是「政治經濟學」。但萊特用非常簡便的方法將其重點勾勒出來，那就是「權力在經濟結構當中的安排方式」。這種權力可以「控制經濟活動，包括配置投資、選擇科技、組織生產、指導工作等等」。在資本主義中，以上種種都是靠自由市場及資本的自主力量去完成。在香港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當然覺得這種權力運作是理所當然的。

但有趣的是，隨著中共極權的壓迫加劇，以市場為中心的政治經濟模式卻開始鬆動。一方面，我們見到「國家權力」凌駕市場的營利邏輯，利用國家資本去打擊其政治上的敵人，逼令企業作政治表態，製造白色恐怖。在公營機構，如大學、中學、政府部門，就更加以政治忠誠為前提去令人完全馴服。另一方面，卻是黃色經濟圈的出現，體現自由市場以外的「社會權力」。公民社會以公民價值定出新的資源分配原則。市民將人力、財力，傾注到支持民主、人權的組織，並建立公會，準備在政治上奪取權力。

黃色經濟圈的突破性，不單在它要挑戰中共，而是它擺脫了既有資本主義內資本及消費的原則，而體現出公民社會可以調動人力物力，去構成改變社會的力量。在這意義下，黃色經濟圈是反市場、反資本主義的。這也體現了萊特所倡言的「社會主義」，以「社會權力」(Social power)為控制所有經濟活動的主導權力。就此而言，黃色經濟圈就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實踐。

這種立論，令「社會主義」與二十世紀蘇聯及中共極權拉開距離。過去的社會主義實驗，希望用「國家權力」對抗「資本權力」，卻令自身成為壓制「社會權力」的極權。但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要擁抱國家權力，而是要體現所有人的社會權力。我們不用捨近圖遠去找什麼艱深的理論或外國例子。就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和勇不分#不分化不割席，正正是社會權力的充分體現。我們沒有明確的憲章、規條，卻可以在運動中互相尊重，和而不同，以至構成組織與行動。如果將這種「社會權力」拓展到所有政治和經濟的場合，我們就能得出真正的社會主義。

萊特也有討論到「社會權力」與國家及市場的關係。他在這方面非常靈活，並沒有認為所有政治經濟活動都脫離國家及市場。只要國家及市場的運作真的由「社會權力」主導，那就已經是可行的社會主義。那麼在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要如何走向社會主義？是要打碎、馴服、抵制，還是逃離資本主義？他在這方面應該算傾向「民主社會主義」，但卻也非常開放。可以說他更相信兄弟爬山，覺得可以在各種反資本主義的策略中找出成功的方法。無論是何種策略，都可以分析出有效的「元件」。不斷互相參照，不斷嘗試發明，我們就能累積更多反資本主義的方法與實踐。只要這些元件不斷強化「社會權力」，我們就能帶來一個「真實烏托邦」。所以在書的後半，他就開始介紹許多反資本主義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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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元件包括「無條件收入」，「合作社經濟組織」，「去中心化的民主」，「深化現有的民主制度」。在香港，這些建議一方面好像好遙遠，因為我們同時受到「資本權力」及「國家權力」的宰制，連基本的投票權都沒有，也面對大資本的無情壓迫。任何政策建議都不可能是香港公民社會能掌握和實踐的。但另一方面，在抗爭必須更堅韌地持續的當下，這些元件都提示出，社會權力的力量何在，並以何種方式強化。我們沒有國家，限制不了市場，但過去一年，我們不也自己摸索出許多方法，令抗爭不絕？

在中文版導讀中，林宗弘教授憶起萊特正值太陽花學運時訪台，為了運動非常感動。如果萊特泉下有知，相信也會為香港的運動喝采，看出運動在推進「社會權力」路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