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映嵐專欄：火宅之人】記憶的責任

在飛機上我開始看Georges Didi-Huberman的《Images in Spite of All: Four Photographs from Auschwitz》，關於四幀在納粹滅絕營偷拍的照片。二戰結束時，盟軍在波蘭等地逐一解放集中營、滅絕營，錄下的影像傳播出去，世人才得見那煉獄的模樣。

一個黨衛隊軍官說：「我們將殺掉你們，且不留任何殘骸或記憶。」奧茲維辛的殺人系統可用精緻來形容。在高峰期，滅絕營每天生產上8000具屍體，其中涉及大量工作：檢查毒氣室的屍體，從他們口中移除金牙（最後的剩餘也不放過），將毒氣室的屍體移動至焚化爐，添加木炭維持溫度，從焚化爐移走骨灰，磨碎尚存的骨頭，將粉末移至營外，用來修路（在最後的最後還能榨取價值）。這些地獄使者般的工作，由黨衛隊從被囚者中選出的所謂「特遣隊（sonderkommando）」執行。為了保密，特遣隊嚴禁與其他人接觸，而且每支特遣隊工作的時間都不長，很快就由新一支替代，由他們來殺死、處理前任。

毒氣室、焚化爐這些設施由樹籬遮擋，難以從外部窺視，營內也嚴禁拍照。在戰敗撤退前，黨衛隊頭目希姆萊下令破壞毒氣室和焚化爐，他們趕忙迫被囚者拆毀、爆破這些消滅生命的結構。一名黨衛隊軍官說：「以後或許會有懷疑、有討論，會有歷史學家研究，但不會有任何可以確認的事實，因為我們會和你們一起摧毀掉所有證據；而且即使有證據留下來、有證人存活下來，外面的人們也會說，你們形容的事情太過恐怖，恐怖得難以相信。」

納粹禁制影像和證詞的生產與傳播，窮盡一切方法摧毀記憶的可能，企圖令世界因為無從想像而將他們的罪行視作非真實。後來，人們慣說發生在奧茲維辛的慘劇是無法想像、無法言說的，但Didi-Huberman指出這是一種怠惰的講法，因為所謂的「無法言說」、「無法再現」、「無法想像」，正正是納粹為歷史設下的圈套。書中討論那四幀歪斜、模糊、粗糙的照片，是人們不惜一切從納粹想掩藏的世界搶奪來的影像，而繼承後集中營世界的我們，有道德責任去直面這些影像、繼承所有痛苦的記憶，不管那有多麼艱難。

在幽暗的機艙裡我想起，如今因為言說危險而痛苦，那些我們曾共同經歷、親眼目擊的事情，全都成了我們各自收藏的秘密。也許因為時間的距離還不太遠，我們有時忘記，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是證人，都手握真相的鑰匙，也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無可推諉的責任，去找尋屬於自己的方法，看守那些記憶，不讓它們變形或丟失。

有時我會想，那些將去或留上升至道德選擇的爭論，畢竟是遠離核心的。真正的道德選擇並非我們身處何地，而是我們到底選擇借創傷之名規避痛楚，轉身拋下過往，展開新生活，還是選擇持守記憶，繼續行動，以某種方式與曾經一起歷劫的人同在。因為疫症、法規、肉身的距離，我們再也無法在現實的空間聚合，但如果我們真的曾成為同一，如果當時有過真正的「我們」，那會是如此易碎的嗎？這些歷劫之軀，明明還承載著當日所經歷的一切。或者，只要我們願意，我們還是能夠找到新的方法，持續以當時的傷牽繫彼此。

掠奪書籍——納粹對文明的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