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主義的壓迫：評《壓迫與自由》

這幾年間，黨國主權一直侵蝕著我城的價值觀，逐漸掌控了我城的商業組織、 媒體、行政機關及治安部門，以一國之名，行黨政之私，令人反覆思考馬列主義本身從言辭到政策上的壓迫邏輯。去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翻譯了法國思想家薇依（Simone Weil, 台譯：韋依）的著作《壓迫與自由》，久聞薇依大名，特意買來細閱，一讀之下竟發現薇依對馬列主義及蘇維埃體制的反思，以《壓迫與自由》（Oppression et Liberté）所輯錄文章寫成的年代（上世紀三十年代）而言，竟比大多數左翼思想家更早體察到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真實本質，如此充滿洞見不禁令人配服。

從六四、反廿三條、反國教、佔中到反送中，一般香港人心中總有一個最終極的問題，究竟共產專政統治的本質為何？到底怎樣才能從她的意識型態邏輯，到法律和體制暴力上，改變甚至推翻這種制度？面對強弱懸殊的處境，這份心思，最終隨著在中美貿易戰中認清所謂「中共繁榮」實質受制於美國的事實，而在風起雲湧的反送中運動中，顯露出來。這時候再細讀薇依的《壓迫與自由》，思索共產政權下國家控制經濟生產的壓迫本質，再回看香港人在中共經濟增長及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關係中發揮過的角色，及今日中共假借特首強推送中條例試圖抽乾跨國企業資金的做法，或許對香港人身處的位置，有更深的瞭解。

薇依這個名字，也許對不少人來說並不陌生。華文學界第一次接觸到法國女思想家薇依這名字，是由劉小楓八十年代關於薇依的文章〈信仰的重負與上帝之愛〉開始的，那篇文章收錄於劉的文集《走向十字架上的真》裡面，而那本文集正好出於《詩化哲學》和《拯救與逍遙》之後，標誌著劉的思想從浪漫主義哲學轉向基督教思想，當時劉亦因為接近基督教思想而被稱為文化基督徒。那篇文章只側重於介紹薇依從左傾知識份子到神秘主義思想家的轉向，集中講述薇依的格言集《重負與神恩〉，並沒有怎樣討論她那柏拉圖主義（Platonism）的激進主張，這些主張與「解放神學家」或「左翼神祕主義者」(如恩斯特．布洛赫)相比，也可以說是另類的。薇依不單超越一切黨派或思想流派來思考人類問題，還以一種坦率得絲毫不吸引的樸素語言來真陳她的思想，彷彿她要批判的思想都暗藏哲學家的巧佞。

這樣一位毫不討好的思想家，本來出身於優渥的中產家庭，卻因為對於社會不平等的痛恨，而曾工作於金工廠，以切實體驗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勞工剝削問題。她生來就執著於過刻苦的工作，那並非基於正統基督教的信念，詩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形容她的道德觀更近乎摩尼教二元論，她對苦難的過度執著，也許已不見容於強調基督救恩的正統神學觀，加上她反對將宗教定於一宗的主張，成為她遲遲未歸皈天主教的原因。她在二戰期間的生活為人津津樂道：她在法國淪陷時本想留在法國，但為了讓猶太人身份的她免遭受迫害，有人把她安排到英國為自由法國政府工作，她在英國難民營時仍堅持只維持法國戰俘營的食物份量，如此刻苦的飲食份量最終令她病逝。但這時候，她為自由法國撰寫了戰後人權宣言，這部遺作名為《紮根》（The Need for Roots），日後成為人權宣言部份內容。這部劃時代的政治宣言，從一開始即主張人類責任先於一切政治及社會權利，重新確立人的義務在普世政治原則裡的地位。

她那本反思馬列主義的文集《壓迫與自由》，所收錄的文章寫於當時法國知識界對蘇聯境況一無所知的年代，尤其啟發了日後批判左翼知識界領袖沙特的卡繆（Albert Camus）。其實書名《壓迫與自由》也反映出薇依認為蘇聯體制欺壓自由。當然，薇依和卡繆都不是資本主義自由的支持者，他們反對蘇維埃體制是因為它與資本主義制度一樣壓迫工人大眾。她看出，在列寧所建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下，工人非但沒有如馬克思所說重奪生產工具，反而被官僚體制所奴役；而自馬克思以降，資本主義已經歷了重大變化，從企業家的剝削，轉變為企業制度的壓迫。相對而言，蘇維埃官僚體制只是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經歷一戰以後的一種變體，這種變體與當時方興未艾的法西斯國家並無二致。

1917年冬，久被一戰折磨的俄國士兵攻入冬宮推翻臨時政府，十月革命爆發，各地工人及士兵成立蘇維埃。但列寧並未控制全局，同屬社會民主黨中的孟什維克（列寧口中的少數派，實則在黨內佔優勢）反對列寧激進的革命主張，認為實現社會主義應循序漸進。稍早的時候，列寧就寫了一本小冊子《國家與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以駁斥普列漢諾夫（Plekhanov）和考茨基（Karl Kautsky）等人的溫和主張，列寧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國家的定義，是「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個矛盾不可避免的階段時必然的產物，所以國家的作用並不是調和階級矛盾，而是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如果再認真對照今日中共的政策邏輯，尤其是現今習近平執政的時代，其實不難發現箇中的延續性：布爾什維克運用國家這工具引領整個社會走向他們定義下的「進步」，但國家必然是一黨領導全社會進行階級鬥爭的場域，貫穿蘇聯和中共的整段歷史，所有鎮壓和肅反運動，以至任何行政拘留的措施，都走不出這種邏輯。

對共產黨來說，只有掌握科學權威，才能掌握真理，而階級鬥爭是全方位的，所以科學理論的論爭也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場域。從書中其中一篇文章〈論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我們可以看到列寧怎樣駁斥那些反對恩格斯唯物主義論的學者，列寧該篇文章將所有認識理論放入社會階級的框架去理解，認為「非被剝削階級」遠離自然所以他們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觀念（即科學觀）是錯誤的。列寧把對手的觀念稱為背離唯物主義，所以必然謬誤。這樣的論調不單有教條主義的味道，也把黨國機器對個人言論的鎮壓合理化，因為「謬誤」的個人言論不單錯誤，更會危害工人革命，所以更必須鎮壓。列寧強調只有黨的科學才是正確，這就是一種對科學的壟斷，發展到日後，蘇聯國家機器壟斷科學知識，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代言人，這才是蘇聯體制戕害自由的關鍵。

書中文章大多寫於三十年代初，薇依曾在1932年親赴德國，在希特勒正式掌權前觀察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的發展，當時西方世界正瀰漫著一股法西斯的氣息，共產主義者節節敗退，被西方孤立的蘇聯甚至秘密與納粹德國進行軍事交流，並開始摒棄第三共產國際在西方各國進行的革命事業，如後來不再支持處於內戰中的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懷著對法西斯主義的擔憂和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疑慮，薇依回到法國後寫成了〈前景：我們是否正朝著無產階級革命邁進〉，又因為這篇文章與托洛茨基論戰。在這篇文章裡，薇依最明白不過地說，我們（薇依與其他法國左翼）想要視為最高價值的是個人，而非集體；同時她也指出共產主義者應該將資本主義剝削人與自然的關係還給個人，讓個人自由地主宰、行使他自身的勞動，並且讓人類心智成為自然力量的主宰者。

在1934至1935年，薇依曾在兩間工廠裡當女工，這次身心俱疲的工作經歷，令她寫成了〈反思自由與社會壓迫的起因〉，之後薇依才經歷了劉小楓等所樂道的神祕宗教體驗。〈反思自由與社會壓迫的起因〉成為《壓迫與自由》的主體文章，但文章看不出任何神祕宗教的線索，反而更大程度上是思考馬克思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時作為次要問題出現的勞工壓迫問題。

壓迫和鎮壓，自人類把同類組織起來及建立運用武力的機制開始，就主宰了人類的生活，它們遠比資本主義更早出現在人類歷史中，然而直到近代資本主義生產出現開始，才加入了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考量，甚至以維持秩序的需要而被納入中法律條文。在拿破崙三世統治下，法國進入高速資本主義化階段，警察對打擊工人罷工、怠工毫不手軟。到了十九世紀末，法國社會黨及其左翼陣營成為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中的主流，當時是第三共和國的景氣時代，但工人待遇一直沒有好起來，當時工會組織成工團方式進行多次大罷工。直至薇依撰文的時代，左翼政黨聯盟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在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的領導下執政。當時納粹正在德國掌權，世界經濟低迷，法國工人運動此起彼落。在風雨飄搖之際，布魯姆依然能夠在任內立法賦予工人罷工權利及集體談判權，立法規定12日年假及每週最高工時40小時。將布魯姆的勞工政策對比今日香港社會的勞工法例，依然能突顯出昔日布魯姆有多進步。

當時在許多左翼知識份子心中，蘇聯是工人的理想國度。三十年代中，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和安德烈．紀德曾先後到訪蘇聯，前者成為蘇維埃的讚美者，後者懷疑的態度卻招致蘇聯《真理報》的抨擊。在紀德發表《從蘇聯歸來》之後，他在〈答客問〉中形容羅曼‧羅蘭向他猛烈攻擊，另一位左翼作家保羅．尼贊（Paul Nizan）譴責紀德「不該蘇聯描寫成一個不再變化的世界」。在反對紀德的法國作家當不少人真誠相信蘇聯是人類問題的答案，而紀德自己也不過是從開始時堅信蘇聯是理想制度的一份子，透過觀察將看法改變為認為蘇聯正在一步步的變壞，紀德還是相信，如果蘇聯沒有偏離本來的目標的話，是真的會成一個理想國度的。

但即使紀德也解釋不了為何蘇聯會「變壞」，而心思清晰如薇依者，卻在同時已在文章裡斷言，馬克思並沒有解決壓迫的問題。這必須從她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看法開始說起。薇依認為，根源在在自然界和人類世界即無處不在的「強力」(la force，其意涵包括「暴力」)本身。「強力」可以指人類自然界中，也可以指他們在人類世界中承受的壓力。前者不用多說，後者在薇依的論述中指的是在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中不可避免的結果，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關係中產生的特權結果。這種說法可以解釋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往往支持、默許或乞靈於警察，去鎮壓那些罷工的工人或抗議的市民，但也可以解釋在蘇聯亦同樣建立起更具壓迫性的權力關係。

「強力」最顯眼的形式是戰爭，而恰好柏拉圖身處的古希臘社會，人們視之為經典作品的荷馬史詩，就是一部既諷刺戰爭，又將戰爭與命運扣連一起的作品，薇依後來在1940年法國戰敗時寫了《伊利亞特，或暴力之詩》，更仔細討論史詩裡各人（包括勝方的阿喀琉斯，及敗方的赫克托等）怎樣成為「強力」的工具。在薇依眼中，戰爭和社會壓迫一樣，都涉及到「強力」的運用，無論是壓迫者抑或被壓迫者，只要他是個人，在壓迫過程中都會被「物化」。這種理解恰好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暴力批判》中，認為「暴力」在「法律」在與「道德」產生關係時，作為一種手段的看法，成一有趣的對比。但薇依與班雅明同樣把暴力或強力的壓迫視作人類人類歷史的基調，只是班雅明更明白地指出了暴力與法律的糾結關係而已，班雅明也從古希臘神話中，指出暴力恍惚是命運藉以操弄個人的工具。

審視馬克思的論述時，薇依側重於生產關係中的壓迫特質，雖然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讚揚資本主義透過科技的躍進幫助人類征服了大自然，並透過解放生產力而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但薇依並沒有從這種「征服」中看出人類自由的進步。而自列寧建立那個革命國家開始，即以比西方國家更為高壓的警察部門和生產管理制度，統治他的國家，鞏固他的政權。歷史學家可解釋，這種體制最初是為了對抗制裁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西方列強及其支持的白俄政權而建立出來，但在俄國內戰結束後，這種體制不單沒有被廢除，更成為共產黨專政的正統制度，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直至八十年代才廢除的古拉格，歷史學家安妮．艾普邦姆（Anne Applebaum）在《古拉格的歷史》中明言：對蘇聯來說，勞改營制度的確為蘇聯提供了大量無償的勞動力，實現了蘇聯的工業化，這種壓迫聽起來更合乎黨國的經濟算計，並非如同漢娜．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批評集中營管理制度違反經濟理性。

當然，「強力」的實施，背後必然有其必須如此的理由，而它最終的顯著成就只有某些人的「特權」。在共產國家，正是這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賦予某些人職權、特權，從而令他們成為特權階級。然而薇依更關心的問題是，為何一次又一次人類與自然關係中的進步，結果反而是讓壓迫更深更重。薇依發現，科學進步及其帶來的社會變革，並沒有改變人類社會的壓迫本質，聲稱能建立人類樂園的馬列主義者，一旦有機會執政的話，不是因為其空想性質以致曇花一現，就是為了避免被消滅而發展出極嚴密，亦極具壓迫性的社會層級制和權力機關，最後違背了自己的初衷。如果我們相信科學進步會為人類社會帶幸福的話，是否應該努力建立一種不需要壓迫和剝奪也能永續發展下去的社會？

當然，對於這樣一種真正烏托邦式的構想，薇依其實也沒有一個答案，不過在三十年代而言，可以肯定她比那相信蘇聯初衷的法國知識份子，還有到死依舊效忠於共黨意識形態的英史家霍布斯邦，更值得我們尊敬。然而沒有宗教神祕信念的薇依，既沒有恩斯特．布洛赫對於未來的願景，也沒有班雅明對歷史的惋惜，她在參與西班牙內戰前後所經歷的神祕體驗，雖被她以其獨特的方式書寫出來，卻並沒有改變她關於「強力」和「壓迫」的歷史觀，雖說薇依也相信有「神恩」，但也深知人類歷史絕大部分時候總是壓迫。在薇依身上，我們更常找到的是一種真誠地剖析人類社會問題的態度，她不會因為觸碰當時的左翼核心價值而迴避問題，這令她反而比其他知識份子更早認識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之間一脈相連的共同本質。香港作為以中美為主軸的全球化經濟交匯點，對於經濟生產和金融投資之間的關係，知之甚詳，只是一直未理會這些關係所締造的繁榮背後，全憑殘酷的壓迫制度建立起來。而今，在反送中運動裡，社會切實具體地感受到這種統治制度的暴力手段，只要是公然以影響「社會秩序」的方法，對政權任意動用法律挪去人身自由及資金的做法作出抗議，都必定遭致最「果斷」的執法暴力對待，使我們更深思現代社會對個人自由的壓迫是如何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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