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且「選舉」並不是民主制度的全部——勝出者被賦予行政權力，也會受國會與司法所制衡。

眷念啊眷念！是仇恨以外另一股強大的能量。

面對全球競爭，教育改革絕對有需要進一步深化，惟在互聯網世紀，教育不再是學校專利。

老師說，這年你們不要幹其他了，專心讀書，入不到三大你們便沒前途。同學們乖順服從，沒半點掙扎。

社會科技日新月異，為何受精神疾病所困的人卻在不斷增加，甚至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精神疾病製造商》的作者伊恩．弗格森答你：問題喺個資本主義制度。

以《壓迫與自由》（Oppression et Liberté）所輯錄文章寫成的年代（上世紀三十年代）而言，竟比大多數左翼思想家更早體察到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真實本質，如此充滿洞見不禁令人配服。

為甚麼公務員必須恪守「政治中立」？這有甚麼價值和必要？這問題甚少人深究。在英國，公務員同樣需要恪守政治中立原則；事實上，現今香港的政治中立原則正是源自於英殖時代的規範（雖然主權移交後有所修訂），我們可以從中借鑒。

在7.7、7.13和7.14的示威遊行中，警察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濫權舉動。警方的舉動彷彿告訴香港市民，他們有權管制香港市民的人身自由、出入自由，對於不合作的市民，他們有權進行即時制裁。這現象在警務倫理討論中稱為「街頭司法」（street justice），它泛指警方自以為有權實現「街頭正義」，故使用各種高壓、強硬、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去懲罰部份示威者，以保持街頭「乾淨」安全。

我的說辭，不是為警隊辯護，思考警隊的問題需要更廣泛的理解和討論。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在意黑警的感受（不包括其親屬）。我在意的，始終在意的，是「毅進仔」這一說辭，不能只是一個用以貶損警隊的喻體。「毅進仔」可能是任何一個正參與抗爭的民眾，其邏輯所隱含的「學歷=社會地位」的想像，根本是不必要的偏見。而這偏見所傷害的，可能是你你我我。傷害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相信更好的所指。

有些事情並不好說。香港學校搞到今日咁，校本條例並不是主因，大家都對錯了焦點。傳媒報錯了焦點，因教師團體或許有意無意轉移了焦點。是甚麼年代了？現今的機構全以分散權力、自我監察為管理模式，難道我們還希望見到「教育局」演變成獨裁的龐然怪物嗎？校本條例只是一連串更深層的結構問題下的助因。但這種深層結構無人敢說，也無人敢改變，因為迫害者和受害者都在同一系統中受惠。

自從教資會今年推出「本地研究生學費豁免計劃」後，兩個研究院的朋友不約而同告訴我：「樂觀地想，每個月可以少給四千元學費，但其實很多問題沒有解決，而且學額並沒有增加。」

把自殺歸因並等同成「病」，就好像編織物背面的錯雜線頭，明明牽扯龐大社會因素，卻刻意被視而不見——固執地閱讀所有反證，建立一套混淆不清的觀念，轉換成提倡精神健康，從而掩蓋種種生命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