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翻起第一片土——董啟章、甄拔濤、袁兆昌談《自由如綠》

董啟章為《自由如綠》創作了〈楓香〉。

「香港文學是城市的文學。」這種印象或許太過根深柢固，以至當我們想數出一兩本香港書寫自然的作品時，幾乎都會為之語塞，糾纏半天或許只能道出吳煦斌的名字。訪問幾位參與撰寫《自由如綠》的作家，幾乎都不約而同說到，在香港寫植物／自然的作品，不是沒有，但實在少。

如此，由廿四位香港作家寫廿四種植物的《自由如綠》就成為了異數，更是史無前例。相較在台灣已經發展得頗蓬勃的自然書寫，香港或許只是剛剛起步，董啟章說這是一本播種插秧的書，而不是收割的書，「這本書或許能夠打開一個局面，由原本沒意識，再以寫作去接近，而每個作家又有自己的風格，自己對待事物的方式，出來的結果不是要展現香港作家對植物有多熟悉，而是香港作家很努力嘗試去認識植物。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開墾。」

董啟章：自然已融入我的時間感

談到董啟章與植物交集最多的作品，自然是《博物誌》，他在書中以豐富想像力將人與自然物結合，寫下一篇篇異想天開的故事；在《自由如綠》中，〈楓香〉的構思也是衍生自《博物誌》裡的〈楓樹〉，環繞一對夫妻的日常，而故事中虛弱的妻彷彿又與被城市過度規劃與整頓的樹木，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悽涼。

董啟章書寫植物方式有幾個階段演化。他的成名作《安卓珍尼》講述一位女學者走進山裡去尋找一種雌雄同體的生物，儘管生物是虛構的，但也必然牽涉到對山野環境的描寫，那時他會親身到大帽山觀察環境，亦進行資料搜集，但他說那時植物與作品的關係還是比較表面，只如場景佈置一樣。直到構思《博物誌》時，他開始透過植物形態進行聯想，以植物給他的感受，結合想像力來創作極短篇故事，作品的幻想色彩濃厚，「認識植物時是資料性、事實性，但寫的時候會變成幻想、想像色彩的東西，當中可能有象徵成分，有純粹氣氛營造，或是隨意聯想，但都是環繞植物去發掘，看看可以變出甚麼。」

寫下幾本長篇小說之後，董啟章發現自己的小說裡存在一種時間模式，就是他很多長篇都是由夏天開始，橫跨一年四季，又在夏天結束，《時間繁史》與《學習年代》也是如此，在季節的循環中，自然生態、氣候等元素都自然而然地融入小說裡，他甚至開始覺得，自然景觀在作品的呈現並非一種點綴，而是與小說角色經歷的生命形態有某種內在關係，「我追溯不到是何時開始，如果馬後炮一點說，或許這些自然景物已融入在我的時間感中。」

甄拔濤：從一棵樹看宇宙內涵

劇場編導甄拔濤的〈柏林的金魚〉在文體上別樹一格，採取一句一段的方式，對白夾雜敘事，既像劇本也像小說，甄拔濤說這種寫法源自劇場新文本一脈，新文本打破了從前寫實劇、荒誕劇的寫作方法，只要你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形式，怎樣都可以，「以前的人會覺得劇本寫時地人，其實唔需要，編劇唯一需要處理的就是語言，語言當中已經包含所有你要知道的事，可能有人不覺得似劇本，但其實這樣已經能排一套戲。」

構思〈柏〉期間，拔濤正為《灼眼的白晨》重演做準備，五月在柏林待了兩個星期，散步時忽然想到，可以用《灼》的寫法來寫〈柏〉，他假設《灼》裡一位死去的角色並沒有死，由此發展出新的故事。以異地戀作為故事的根基，最終選擇了代表「青澀」的人心果。「人心果給我的感覺很raw、很green，它有potential變成更mature或更完整的東西，但本身蘊藏了很green很fresh的能量，我就想，不如將它變成一個角色的性格。」於是便有了林林這角色。

關於自然的著作，拔濤未必讀得很多，但有一本卻始終印象深刻，那是Chet Raymo的《穿越宇宙的一哩路》，作者是大學教授，他寫自己由家步行回大學那三十分鐘的路程，途上所見的一花一草一磚一瓦都是通向天文、生物、歷史與文學的門徑，短短的路程原來已蘊含了宇宙的內涵。直到現在，他走在路上的時候，也會格外留意路邊的野草與樹木，它們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展現頑強生命力。

袁兆昌：我們踐踏自然而生

袁兆昌〈逃出露兜葉〉寫一位賣金絲貓的老伯，「我」一直只是從旁人口中得知這位老伯，卻不知他早已身故，而且還每天在橋下看見他，小說以回憶敘事的結構來營造懸疑氣氛。養金絲貓是袁兆昌讀書時代的回憶，那年代的小孩喜歡養金絲貓來互鬥，而金絲貓就是養在由露兜葉摺成的小籠中。袁兆昌由此借題發揮，寫小孩如何看待生命與死亡，也牽涉一點人對死後世界的恐懼。

由植物進入生物，人如何把生物捕捉、豢養，又虛擬一個自然環境讓牠們生存下去，「當時我們不知道，但其實小朋友會將他們的慾望投射進去，金絲貓容易養，又可以讓牠們互毆，其實是在滿足一種叢林法則。」袁兆昌說。由此他帶出兩代人對待自然的分野，「以前的小朋友沒有公共或自然的概念，他們只是見有東西可玩就拿上手玩；而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會與自然有多一種親近，那種親近是來自他們的環保意識，比如知道塑膠飲筒會對海洋生物做成傷害，現在的年輕人對自己的生活多了戒心，知道應該保護大自然。」

袁兆昌認為我們並非隔絕於自然，只是有時忽略了它。「我們成長的公屋，幾十年前也是個天然、自然的地方，所以我多少覺得我們是踐踏自然去成長。」他懷著這種自覺去寫這篇多少有點懺悔意味的小說，懺悔的對象除了是被我們忽略大自然，更是那些我們忽略的、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大自然的人，例如那位賣金絲貓的伯伯。

還是要問︰我們為何書寫植物？

集體創作在香港並不少見，但以植物為題的則很少，袁兆昌說：「西九所建構的是一個非自然的東西，另一方面卻像葉公好龍一樣，重新接觸大自然，也不是一件壞事，不過我們要再思考，我們是利用自然，抑或與自然相處。」甄拔濤認為《自由如綠》是一次新鮮的策劃︰「這件事有趣的地方是，它有點像contemporary art，就像策展一樣，策劃的方式本身已開啟了一些想像力，而一本充滿想像力的作品就這樣誕生了。」

說到底，董啟章認為我們不應該忘記人與自然的連繫，「我們以為人是獨特的，與植物動物在本質上不同，其實不是，我們是一樣的，只是有不同層次的演化，書寫植物讓我們不要忘記自身與自然的聯繫，如果斷了這種聯繫，我覺得我們會失去對自己本質的理解。」於是《自由如綠》作為一種有意識的嘗試，或許能夠打破城市與自然二分的局面，讓我們從另一角度對待香港文學、對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