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作家約恩·福瑟（Jon Fosse）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立即引爆華文文學界對他的興趣。他的小說、劇本較少中譯，但是他的劇作經常在世界各地上演，可說是最常被公演的在世劇作家。劇作家甄拔濤以《有人將至》及《我是風》為例，探尋福瑟的寫作減法，由此看到了他跟前人的分別：文本不必以營造戲劇衝突為手段或目標。

甄拔濤在劇作《柏林的金魚》中描寫一個遷泊不定的遊人，一段發生在異地的戀情，與一些他無法放下的記憶。他在兩個女子、兩個城市之間來回往復，不論身處何方，都無以安心，永遠在希冀與失落之間拉扯糾結。這套在2019年首演的舞台劇，當中探討關於去留與離散，記憶與遺忘的命題，如今再次上演，或許觀眾更能感受到共鳴。近年遊走在德國與香港之間的甄拔濤則說，不論身處何地，人所需要的，是一個能令心靈停泊的船錨。

早前有傳媒報導來屆藝術發展局將改選制，甄拔濤撰文回應並提出幾點思考，認為藝發局是值得守住的一個小角落，關於這場選舉的思考，也是一次讓每個藝術家思考自己定位及事業方向，以致整個業界發展的好機會。

位於中環荷李活道的古蹟建築群活化成藝術文化園區「大館」後，不少人未必知道「大館」前身除了是前中區警署（俗稱大館）外，還有一部份是域多利監獄。2006年域多利監獄完成歷史任務，當時內部大量物品陳設陸續扔掉，一群藝術家有機會入內視察沒有囚犯的監獄廢墟，甄拔濤是其中一位。

為了避開城內沒能被消化掉的污穢，在深水埗行走時總難免注視地面。煙頭、垃圾、老鼠、路人手臂上黏糊糊的汗、或是往路邊吐痰的老頭那句中氣十足的「媽叉」：「傾偈行埋一邊啦！」，都彷彿是深水埗給人的印象。 唯獨在你抬頭時，你才會看到這是一個高低起伏的魔幻都市，在欽州街及荔枝角道交界，濃縮著數種不同面貌的樓房建築：弧形唐樓、敞廊式騎樓、私人樓宇、青年共居宿舍。這裡住著不同階層的人、賣著各種古靈精怪的貨品，如也斯在詩作〈鴨寮街〉中寫道，「你在這裡可以買到任何配件 / 隨意組合東方之珠的影像」。深水埗，本來就是一個意義繁雜的隱喻，也是一個可以說很久很久的故事。

表演場地重開，卻不開放予公眾，惹來部分網民批評政策繼續離地，藝文界亦有聲音質疑，當其他有風險的行業都可重新運作時，何以表演場館卻仍未能全面開放，業界此刻的最大訴求，就是盡快全面開放表演場館作公眾演出。

人類自毀能力在當下迎來高峰，毋庸質疑。當日常生活籠罩在滅絕的陰影下，那麼在災難過後我們應該如何自處？或者，這是在甄拔濤新作《核爆後的快樂生活》環繞不散的問題。核爆是一場災難，揭示人類的脆弱。在最近HBO短劇Chernobyl中，無形的恐懼猶如核塵埃一樣覆蓋城市每個角落。所有關於核災的描述，主旋律是悲劇。

「香港文學是城市的文學。」這種印象或許太過根深柢固，以至當我們想數出一兩本香港書寫自然的作品時，幾乎都會為之語塞，糾纏半天或許只能道出吳煦斌的名字。訪問幾位參與撰寫《自由如綠》的作家，幾乎都不約而同說到，在香港寫植物／自然的作品，不是沒有，但實在少。如此，由廿四位香港作家寫廿四種植物的《自由如綠》就成為了異數，更是史無前例。相較在台灣已經發展得頗蓬勃的自然書寫，香港或許只是剛剛起步，董啟章說這是一本播種插秧的書，而不是收割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