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逃離城市 也不能消除記憶——訪《柏林的金魚》編導甄拔濤

去留與離散，記憶與遺忘，大概是香港人近年最常面對的課題，亦是劇場編劇、導演甄拔濤作品《柏林的金魚》中探討的命題。這套在2019年首演的舞台劇，描寫一個遷泊不定的遊人，一段發生在異地的戀情，與一些他無法放下的記憶。他在兩個女子、兩個城市之間來回往復，不論身處何方，都無以安心，永遠在希冀與失落之間拉扯糾結。劇中的主角施賢，有這樣的一句對白：「雖然我在機場，但是哪裡都去不到。」世界雖大，卻無法覓得容身之所。肉身縱是自由，心靈卻如同受困。《柏林的金魚》如今重演，劇中描繪這種無處安心的生存狀態，或許更能令觀眾感受到共鳴。

遊走柏林與香港之間

《柏林的金魚》中的主角施賢專研創新科技，憑藉發明一項新技術而受國際矚目。但在香港，沒有多少投資者對創新科技感興趣，而且「連創新科技界都要排資論輩」。於是他帶著自己的研究成果，走遍半個地球。在不同城市間飛來飛去，成為他生活的日常。在柏林舉行的科技展，施賢邂逅來自西安的女孩林林，他們情不自禁地戀上。可是，施賢要回港工作，二人只能保持遠距離的關係。回到香港後，施賢重遇在同一所中學唸書，曾經把他在生關死劫中救回來的一心，可是現在一心已婚，還有一個五歲的孩子。在柏林與香港、林林與一心之間，施賢都無法作出取捨與選擇。

對於離鄉別井、四處漂泊的生活，甄拔濤並不會感到陌生。事實上，他本身正是這個穿梭在不同城市間的旅人，只是他帶著的不是創新科技，而是他創作的劇本。甄拔濤在2014年毅然辭去工作了十二年的教職，飛到英國修讀編劇碩士，開展在異地生活和創作的旅程。在英國讀書期間，他先創作關於五個年輕人故事的《灼眼的白晨》，得到香港小劇場獎。之後以英文創作的《未來簡史》 ，更得到柏林戲劇節劇本市集獎，讓他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也讓他得以與德國出版社簽約，進入德國的劇場界。

談及德國與香港劇場間的分野，甄拔濤笑言「當然是資源。德國的劇院並不只是提供場地，也會有一個藝術總監，決定劇院的方向和節目。甚至劇院旁邊會有一個工場製作舞台，這些資源香港是難以企及的。」《柏林的金魚》中的施賢，遠走到柏林的科技展，才能令作品得到重視。甄拔濤則帶著他的劇本，走進德國曼海姆國家劇院。而《柏林的金魚》，正是甄拔濤初來到德國時所創作的劇本。當時他初到柏林，正要與出版社簽約。他在柏林一個小山崗上的咖啡店開筆，一個多月後完成《柏林的金魚》劇本，當時他已回到香港，身處香港大學圖書館。

無止境的遷移

《柏林的金魚》中的施賢，在柏林遇上來自西安的女孩林林。林林十五歲到美國讀書，在倫敦完成大學，在柏林與施賢邂逅。兩個遊客情不自禁地戀上，在異地激烈的互擁纏綿，尤如兩尾缺水的金魚般緊靠對方。可是，二人的身體縱使相依，心靈卻始終無法接近，肉體的親密沒法彌補內心的孤獨。林林在劇中如此形容孤獨，「我的孤獨來自遷移。無止境的遷移。」

遷移與漂泊，甄拔濤說這本是人類的習性。在人類當初還是遊牧民族的時候，本就不停地遷移，去不同地方狩獵和採集食物，直至後來進入農業社會，人們才定居下來，從此適應了穩定的生活。但在現代社會之中，過往人們所堅信的價值、信仰變得不再確定，全球化使安穩固定的生活模式逐漸崩解，一切變得零碎、短暫，人們仿似回到遷泊的狀態之中。「我們無法捉緊自己的工作、愛情、家庭，以為是固定不變的，都已經液態化。《柏林的金魚》這個故事，便是描寫這種流放的狀態。」甄拔濤引用波蘭裔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所謂「液態」，是指在現代社會之中，過往一切神聖、堅固、持續的東西都消失了，整個世界被偶然與不確定的因素所佔據。沒有甚麼會永垂不朽，一切都在變化之中。

曾經以為一成不變的承諾，不論是愛情婚姻，還是社會制度，一瞬之間土崩瓦解，如今我們經已屢見不鮮。近年不少人選擇離開，渴望重新尋覓安穩的生活。正如劇中的施賢，由一個城市遷移到另一個城市，是否便可覓得心所安處？甄拔濤說，「假使心靈被困，即使肉體飛到另一個地方，也不等於可以解決到。如果內心沒有受困，其實並不需要遠走他鄉。」對於他而言，近年同樣不斷在德國、香港之間「兩邊走」。他說不論身處何地，人所需要的，是一個能令心靈停泊的船錨。「在這個環境中找不到生活的理想，換上另一個環境也不一定找到。」

去留之間不落二邊

金魚看似能夠在水中飄流，卻始終困在透明魚缸之中。使心靈困於這道無形枷鎖的，也許是自我的執念。在《柏林的金魚》的故事中，甄拔濤談到佛學與《金剛經》。「佛學中有個說法，我們痛苦的根源，其實是源自於不接受。外在世界所發生的情況，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不想發生的事發生之後，我們應該怎面對呢？抗拒接受現實，是痛苦的根源。」甄拔濤強調，接受現實，並非說甚麼也不做，從此接受虛無。他所說的，是拋棄幻象，認清現實，再去選擇人生的路徑。不論是選擇去留，或是選擇愛情，「人們想要簡單的答案，佛學說，這個世界既是『有』，亦是『無』，我們要不落二邊，不要非黑即白。」世道本是荒謬，重要的是要繼續思考。

令人感到痛苦的，除了執念，還有記憶。金魚常被人認為沒有記憶，因此沒有痛苦，能夠安於生活在魚缸之中，人則不然。人最大的煩惱，是記性太好。記憶和創傷帶來無盡痛苦，但如果失去記憶，人又剩下甚麼呢？施賢回到香港後，重遇在十五年前，陪伴自己渡過生關死劫，此刻已成婚生子的一心。即使事隔多年，此刻重逢卻令記憶統統浮現。他們談及自己的過去，說出十多年來許多尚未說出的話，但兩人卻已不能觸碰。「記憶是一種慾望」，這是劇中的對白。「如果他們真的能夠忘記，這個故事就不會出現。他們以為能丟下、逃避記憶，最後都是被記憶所困。」不論身處何地，創傷與記憶都不會就此消失，甄拔濤如此說。

「我在哪裡，哪裡就是香港。」

卡繆在小說《鼠疫》中嘗言，「要熟悉一座城市，也許最簡單的途徑是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如何工作，如何相愛和死亡。」施賢在劇中則說，「愛一個人，其實也愛上他來自的城市。愛一個城市，也會因而愛上來自那裡的人。」個人、愛情與城市的關係，本是如此唇齒相依。當林林決定和施賢分手時，跟他說出一句，「我們不是沒有未來，但我們沒有現在」，或許同樣是這城市的寫照。沒有共同的記憶、語言，愛慾與激情也無法使他們真正相愛。甄拔濤在《柏林的金魚》中所寫的，是一個關於城市的故事。「我們每天都在城市中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安、孤獨與寂寞，應該如何面對呢？即使離開了香港，在倫敦生活得不開心，是應該回去，還是再選擇另一個城市？我想問的，是人如何找到船錨，一個能夠讓內心安定的地方。」

落地，也不代表能夠生根。對甄拔濤而言，一切問題的重點，不在於去與留，也不在於身處哪一個城市。與施賢一樣，在香港、德國之間來回往復的他，想起納粹時期流亡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一句「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他說，「我在這裡成長和生活，香港的文化、特色、趣味，蘊藏在我的創作之中，不需要特別強調，觀眾也能感受得到。我在哪裡，哪裡就是香港。」

《柏林的金魚》（完整劇本版）
日期：10月7日及8日（六及日）
時間：專車出發/2:00pm、7:00pm
　　　劇院演出/3:15pm、8:15pm
地點：元朗劇院演藝廳
網頁：http://www.reframetheatr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