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島》:玫瑰之為自由,正因其無以名狀

影評 | by  江祈穎 | 2021-01-25

小行星B-612上有一支花,與小王子開展了一場互相折騰的關係,就算有了任性的對象,卻似乎失去自己,它自由嗎?小王離去後,這個孤獨而獨立的時候,它自由嗎?最後小王子回來,用一個名字來界定它:「玫瑰」。


這篇文章並非又要從小王子領悟甚麼,而是想探討一部危險的電影,《玫瑰島》這部電影改編自1968年一段特殊的現代建國史,一位工程師羅薩在義大利領海外1公里的海上,建立名為rose island人工平台,除了在上面建起酒吧與郵局,更以共和制獨立建國,建立公民制度,官方語言,甚至訂立自己的ISO碼,此事當然觸動義大利政府神經,羅薩以總統身份請求歐盟立會審議及保護,在聽證會舉行前,義大利海軍進行首次軍事侵略行動,只發三砲及一堆炸藥就攻陷了玫瑰島共和國。


其實這並非孤例,比玫瑰島更出名的西蘭公國(sealand),1967年建立,至今依然存在於英格蘭海岸外,但西蘭公國是改建已有鑽油臺,玫瑰島則是海上無中生有。之所以說這是部危險的電影或史實,不單是這種地圖上不存在的國家之出現,對政權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居然有不違反國家法律,並且在國際界外的空白處有獨立建國之可能性,而且有離開本地限制,爭取自由身份的先例,對任何以法治國的國家,無論是當年的義大利或獨立建國成為紅線不可逾越的今天,都是一枚核彈。真正憾動政權的,是羅薩總統這類不正常的瘋子,難以被收編及降服,追本溯源地挑戰一切既成的社會律法及規則,無偉大的革命藍圖,卻誤打誤撞地找到制度的缺口,無意地尋得一種公民以外的政治主體,這種主體身份可能引來最危險的思想:在國家體制以外獨立地思考自由,以及自由之中的我是甚麼。


自由必須有國家嗎?


討論自由,最先要分別freedom與liberty,簡約地說,前者討論行為與想法是否由意識法決定,以及選擇可能性的形上學思考,而後者則針對政治權利與責任等的倫理學思考。比如說,羅薩一人在玫瑰島之上就沒有liberty的討論價值,而只有他我可做甚麼的問題,如不能直線跑一公里,不能種樹,卻可以在上面任意無牌駕駛與裸體,在物理與生理可能之下,他是絕對自由(Absolute Freedom)的。當島上多一位遊客,個人自由可做的可能減少,因為要確定另一人不傷害自己,兩人首先都必須保證自己有不會侵害他人,進而產生免於死亡,不被干擾等自由,不往人權理論上推展,就引申出伯林「兩種自由的概念」中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同時,兩人合作之下可以做更多的事,如一同建築島嶼,一同遊戲或戀愛,如是異性更可生兒育女,令自己可以有更多人生可能性,就是積極自由的出現。


推演下去,當玫瑰島有更多公民與社群,不單單是一個海上夜總會,開始出現資源分配與社會分層,為免進入蒼蠅王式亂局,為保障公民有確切的政治自由:不被干擾的消極自由,與各種權利與決定的積極自由,人們為建設社會而需要有更多公共義務去遵辦,產生詳細的法律規範與保安秩序,更確定劃分公共與私人資源,進而有醫療與教育等福利時,這個共和國就出現規範性政府,去使社會整體能順利安居。但,這不就是和義大利政府如出一轍嗎?除非選擇無政府主義,否則只要有一群人共存,最終還是出現限制絕對自由而保障政治自由的情況,問題是面對國家所決定的公民身份下,人有沒有選擇自己未來的可能性?不論國家所保障的自由如何完善,只有當人民有能力說不,如羅薩一樣放棄公民身份另尋安居之所,成為沒有國家的人,又或在國際的糾爭中成為世界公民,才可說有其完全的政治自由,但現在已不可能如羅薩一樣創島建國,那自由還是可能嗎?


由有名到無名的自由


我們仿傚黑格爾對無限的思維,打破有關自由的一般界定,甚至放下不自由的局限,放下二元對立,不把自由與不自由作為兩種互斥的概念,嘗試把局限包含在自由之中,又或者說,「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自由。這並非說消除外部的局限,因為無論如何思考,物理倫理與政治還是一直局限我們,但這些並非是令我們不自由的原因。真正不自由的原因,是我們因受局限而被動地收窄自己的自由,甚至比現實局限更緊迫地管束自己,例如白色恐怖下的捕風捉影及自我審查,以至為自保而助紂為弱,例如集中營中為德軍篤灰的猶太人,違背自己理想及價值的行為,都是自我限制下的不自由。只有在直面現實之下,接受局限而自由地尋找生命的可能性,按自己意願去作出一個可能的選擇,自主地決定「我」的行為,甚至「我」是甚麼,才是真正的自由,故此就算被綁在黑暗獨立囚室中的審問犯,他依然可以接受自己的困境,走進思維的自由國度之中。


所以,自由之無從界定,正因其不受局限反而接受局限,保持未知開放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正正是無從界定,或無以名狀。當人們要你接受常規時,你選擇破例,當社會為你決定「你」是甚麼時,你自主選擇「我」想成為甚麼。當意大利要對羅薩冠以公民之名份時,他選擇另一種名份,在一個自建的領土上,以一個無以名狀的世界語起了一個名字:Rozoj。Rozoj這個名字其實不重要,那只是一個無以名狀的名字,「玫瑰就算換了名字,依然芬芳。」,這個共和國會否如其他國度一樣走向衰亡腐敗,其實亦不重要,重要是羅薩不為名字所限,以他的自由試圖改變世界,改變歷史與政治板圖,甚至改變大眾對世界的認知,人原來具有主宰世界的影響力,可以不受政權宰制,可以選擇反抗,選擇任性,選擇無以名狀,就是人類自由的啟蒙時刻。


有人批評這部電影拍得過於輕鬆幽默,以至沖淡了現實地緣政治的嚴肅,但國破而人在,大概是相對的好結局,那作出一個輕鬆的選取有何不可?而對比歐亞,歐洲尚有離岸11公里的自由空間,可以幽默地獨立建出玫瑰島,在香港12海里外的果州群島,卻馬上成為偷渡而判監的階下囚,沒有一絲幽默空間,被領海包圍的香港,亦不為自由留下半片土壤。離開此地馬上犯法,世界亦曾有一個地方相當雷同:二戰後的東德,與自由只有一牆之隔,越過卻是死罪當場鎗決,但越被極權統治,反而越有彰顯自由的可能性,而東德人即使反抗無望,亦沉著保持其德國人身份,靜待牆崩的歷史一刻出現,重獲自由。羅薩的玫瑰島被「攻陷」後,繼續以流亡總統身份自居,自主決定自己的名份,甚至可能還有復國的機會,至於香港,我們堅持香港人的身份,我們如水一樣自由,或許在接受局限而尋覓自主之中,我們還是能有幽默的空間。


【駱頴佳新書摘錄】自由之夏的良知覺醒:《情感資本主義》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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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祈穎

文藝博士生、詩刊助理、網台主持。劇評多見於《號外》及I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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