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島》：玫瑰之為自由，正因其無以名狀
小行星B-612上有一支花，與小王子開展了一場互相折騰的關係，就算有了任性的對象，卻似乎失去自己，它自由嗎？小王離去後，這個孤獨而獨立的時候，它自由嗎？最後小王子回來，用一個名字來界定它：「玫瑰」。
這篇文章並非又要從小王子領悟甚麼，而是想探討一部危險的電影，《玫瑰島》這部電影改編自1968年一段特殊的現代建國史，一位工程師羅薩在義大利領海外1公里的海上，建立名為rose island人工平台，除了在上面建起酒吧與郵局，更以共和制獨立建國，建立公民制度，官方語言，甚至訂立自己的ISO碼，此事當然觸動義大利政府神經，羅薩以總統身份請求歐盟立會審議及保護，在聽證會舉行前，義大利海軍進行首次軍事侵略行動，只發三砲及一堆炸藥就攻陷了玫瑰島共和國。
其實這並非孤例，比玫瑰島更出名的西蘭公國(sealand)，1967年建立，至今依然存在於英格蘭海岸外，但西蘭公國是改建已有鑽油臺，玫瑰島則是海上無中生有。之所以說這是部危險的電影或史實，不單是這種地圖上不存在的國家之出現，對政權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居然有不違反國家法律，並且在國際界外的空白處有獨立建國之可能性，而且有離開本地限制，爭取自由身份的先例，對任何以法治國的國家，無論是當年的義大利或獨立建國成為紅線不可逾越的今天，都是一枚核彈。真正憾動政權的，是羅薩總統這類不正常的瘋子，難以被收編及降服，追本溯源地挑戰一切既成的社會律法及規則，無偉大的革命藍圖，卻誤打誤撞地找到制度的缺口，無意地尋得一種公民以外的政治主體，這種主體身份可能引來最危險的思想：在國家體制以外獨立地思考自由，以及自由之中的我是甚麼。
自由必須有國家嗎？
討論自由，最先要分別freedom與liberty，簡約地說，前者討論行為與想法是否由意識法決定，以及選擇可能性的形上學思考，而後者則針對政治權利與責任等的倫理學思考。比如說，羅薩一人在玫瑰島之上就沒有liberty的討論價值，而只有他我可做甚麼的問題，如不能直線跑一公里，不能種樹，卻可以在上面任意無牌駕駛與裸體，在物理與生理可能之下，他是絕對自由(Absolute Freedom)的。當島上多一位遊客，個人自由可做的可能減少，因為要確定另一人不傷害自己，兩人首先都必須保證自己有不會侵害他人，進而產生免於死亡，不被干擾等自由，不往人權理論上推展，就引申出伯林「兩種自由的概念」中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同時，兩人合作之下可以做更多的事，如一同建築島嶼，一同遊戲或戀愛，如是異性更可生兒育女，令自己可以有更多人生可能性，就是積極自由的出現。
推演下去，當玫瑰島有更多公民與社群，不單單是一個海上夜總會，開始出現資源分配與社會分層，為免進入蒼蠅王式亂局，為保障公民有確切的政治自由：不被干擾的消極自由，與各種權利與決定的積極自由，人們為建設社會而需要有更多公共義務去遵辦，產生詳細的法律規範與保安秩序，更確定劃分公共與私人資源，進而有醫療與教育等福利時，這個共和國就出現規範性政府，去使社會整體能順利安居。但，這不就是和義大利政府如出一轍嗎？除非選擇無政府主義，否則只要有一群人共存，最終還是出現限制絕對自由而保障政治自由的情況，問題是面對國家所決定的公民身份下，人有沒有選擇自己未來的可能性？不論國家所保障的自由如何完善，只有當人民有能力說不，如羅薩一樣放棄公民身份另尋安居之所，成為沒有國家的人，又或在國際的糾爭中成為世界公民，才可說有其完全的政治自由，但現在已不可能如羅薩一樣創島建國，那自由還是可能嗎？
由有名到無名的自由
我們仿傚黑格爾對無限的思維，打破有關自由的一般界定，甚至放下不自由的局限，放下二元對立，不把自由與不自由作為兩種互斥的概念，嘗試把局限包含在自由之中，又或者說，「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自由。這並非說消除外部的局限，因為無論如何思考，物理倫理與政治還是一直局限我們，但這些並非是令我們不自由的原因。真正不自由的原因，是我們因受局限而被動地收窄自己的自由，甚至比現實局限更緊迫地管束自己，例如白色恐怖下的捕風捉影及自我審查，以至為自保而助紂為弱，例如集中營中為德軍篤灰的猶太人，違背自己理想及價值的行為，都是自我限制下的不自由。只有在直面現實之下，接受局限而自由地尋找生命的可能性，按自己意願去作出一個可能的選擇，自主地決定「我」的行為，甚至「我」是甚麼，才是真正的自由，故此就算被綁在黑暗獨立囚室中的審問犯，他依然可以接受自己的困境，走進思維的自由國度之中。
所以，自由之無從界定，正因其不受局限反而接受局限，保持未知開放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正正是無從界定，或無以名狀。當人們要你接受常規時，你選擇破例，當社會為你決定「你」是甚麼時，你自主選擇「我」想成為甚麼。當意大利要對羅薩冠以公民之名份時，他選擇另一種名份，在一個自建的領土上，以一個無以名狀的世界語起了一個名字：Rozoj。Rozoj這個名字其實不重要，那只是一個無以名狀的名字，「玫瑰就算換了名字，依然芬芳。」，這個共和國會否如其他國度一樣走向衰亡腐敗，其實亦不重要，重要是羅薩不為名字所限，以他的自由試圖改變世界，改變歷史與政治板圖，甚至改變大眾對世界的認知，人原來具有主宰世界的影響力，可以不受政權宰制，可以選擇反抗，選擇任性，選擇無以名狀，就是人類自由的啟蒙時刻。
有人批評這部電影拍得過於輕鬆幽默，以至沖淡了現實地緣政治的嚴肅，但國破而人在，大概是相對的好結局，那作出一個輕鬆的選取有何不可？而對比歐亞，歐洲尚有離岸11公里的自由空間，可以幽默地獨立建出玫瑰島，在香港12海里外的果州群島，卻馬上成為偷渡而判監的階下囚，沒有一絲幽默空間，被領海包圍的香港，亦不為自由留下半片土壤。離開此地馬上犯法，世界亦曾有一個地方相當雷同：二戰後的東德，與自由只有一牆之隔，越過卻是死罪當場鎗決，但越被極權統治，反而越有彰顯自由的可能性，而東德人即使反抗無望，亦沉著保持其德國人身份，靜待牆崩的歷史一刻出現，重獲自由。羅薩的玫瑰島被「攻陷」後，繼續以流亡總統身份自居，自主決定自己的名份，甚至可能還有復國的機會，至於香港，我們堅持香港人的身份，我們如水一樣自由，或許在接受局限而尋覓自主之中，我們還是能有幽默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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