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剛去世的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他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開頭,以他一貫饒富哲思的筆調,重新審視了尼采「永劫回歸」(Ewige Wiederkunft)的概念。「永劫回歸」是指所有事物都將以我們經歷過的樣貌,無限重複的循環上演。
昆德拉引用「永劫回歸」,對現實世界單向的時間敘事提出反思和批判:所有的事物都是轉瞬即逝,就失去了意義和重量。譬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比(Robespierre,1758-1794)的專政,當歷史是「一去不返」的樣態,那麼再血腥的年代,都將「變成一些字詞、一些理論、一些研討,變得比鴻毛還輕,不會讓人感到害怕。」
當一切都「轉瞬即逝」,人們也就失去了判斷的能力。類似華人社會常見的「死者為大」,一旦死去,生前的瑕疵甚或惡行,都會被輕輕抺去。昆德拉以「道德墮落」形容類似的和解,他毫不留情面地寫下:「這墮落是一個以回歸之不存在為本質的世界所固有的,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也因此,一切都被厚顏無恥地允許了。」然而,一旦歷史事件永無止盡地輪迴,那麼它就會成為巨大的「東西」矗立在那裡,逼得人們直視,無法輕易的遺忘或原諒。
閱讀東歐現代史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到不自由之路:普丁的極權邏輯與全球民主的危機》,我總是會忍不住想起昆德拉的這段文字,以及人性永遠學不到教訓的絕望。
在這本討論普丁如何打造俄羅斯的極權統制,進而影響世界的著作裡,史奈德從宏觀的視角提出兩個左右當代政治的虛構幻象:「線性必然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和「永恆迴圈政治」(politics of eternity),來解釋民主在今日世界的挫敗。
「線性必然政治」是指「感覺未來只不過就是現在的線性發展、進步的法則都已在掌握之中,一切別無他法,也就覺得沒有什麼真正能做的事。」簡單來講,就是一切注定會變得更好,我們也就不需要多做什麼。
戰後各大陣營都有各自的進步神話,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版本裡,市場將自然迎來民主,民主則帶來幸福。歐洲則相信歷史會創造國家,在戰爭後國家會選擇和平,走向統合。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也有一套共產主義版本的線性政治,相信革命必然帶來烏托邦。當蘇聯解體,資本主義陣營的自信也來到最高峰,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主張的「歷史之終結」,即是對自由民主體制的最高歌詠。
既然自由民主制最後注定勝利,人無論作為或不作為,皆無法違逆這必然的浪潮,人們於是不再戰戰兢兢地克盡公民的責任,過去和歷史的示警或教育都不再重要,資本主義許諾的天堂終將降臨。
然而,21世紀初一系列的動亂,沖毀了進步的假象,隨著線性政治的崩潰,「永恆迴圈政治」的時間感代之而起。按史奈德的定義,假如線性政治讓人們覺得未來必將走向美好,「迴圈政治則讓國家落入一種被害者的迴圈循環。時間不再是走向未來的一條線,而是無止境地一再面對過去的相同威脅。」
在線性政治裡,進步是必然,所以無人需負起責任;迴圈政治的邏輯看似相反,但正因為不管人們做什麼,敵人總會來臨,在強烈的末日感作用下,依舊沒有人能負起責任。連政府在迴圈政治家的眼中,都不再以改善社會為目的,而是無止盡地防範各種威脅。以普丁為首的21世紀獨裁者或民粹政客,就利用對迴圈政治的操弄,趁勢而起,主導了當前的世界。
「線性必然政治的想法,就是沒有什麼想法。」線性政治強調的是「必然」,人只能依照既定的規律前進,既然「沒有其他選擇」,也無需對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變革負責,「人生變得是一場夢遊,順著命定的路程、走向早已指定的墳墓。」
當線性政治的進步被證明是一場幻夢,繼而接手的迴圈政治,則以寡頭統治取代民主,並以法西斯主義思想,虛構一則無辜過去的敘事,讓人民覺得除了自己、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是唯一清白無暇例外,其他存在的人或物都是邪惡的存在。我不見得要過得更好、更進步,只希望那些有罪的存在,過得比我更糟。如史奈德形容的:「生活本來就是糟糕、野蠻、短暫的,而生活的樂趣,就在於可以讓別人過得更糟糕、更野蠻、更短暫。」
昆德拉對線性進步的批判或許一針見血,然而與「永劫回歸」相似的迴圈政治,並沒有將人們導向自省的良善之路。矗立在前方的巨大「東西」,不是讓人們記取教訓的紀念碑,而是獨裁者強加在每個人身上的牢牢枷鎖。
《到不自由之路》裡,史奈德依著時序,由2011年到2016年,每個年分選取一則具象徵意義的重要事件,分析背後涉及的歷史縱深和深層意義。這幾年剛好是普丁在兩任總統卸任後,短暫擔任總理,重奪總統大位,徹底掌權,進而影響歐美政局的關鍵時刻。經由史奈德精密而細緻的剖析,展示普丁對迴圈政治的操弄,打造所前所未有的極權統治,改變了世界的樣貌。
全書一開始,討論20世紀初期俄國法西斯主義哲學家伊萬.伊林(Ivan Ilyin),這位普丁公開推崇的精神導師,他的思想體現了線性必然政治的缺陷,以及繼起的永恆迴圈政治強大的原因。
1883年出生於貴族世家的伊林,在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後,從俄羅斯流放到德國,瑞士,在流放的過程中完成他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體系。伊林的著作在當時並未被重視,但卻在2010年代重新被普丁挖出,因為20世紀初期正是俄國初嘗迴圈政治的時期,內外局勢和21世紀初有種高度雷同。
不論伊林經由哲學層層推演出對於寡頭統治的推崇,又或者思想中法西斯主義的特色:相信意志和暴力勝過理性和法律、相信領導者和人民的神秘連結、相信全球化是一種陰謀,都太適合當今的政治環境。普丁不見得能掌握伊林那玄之又玄的哲學辨析,但卻充分理解伊林的法西斯獨裁主張,以及背後迴圈政治的思維,在統治上的有效性。
當普丁利用舞弊的選舉手段重返總統一職後,內政上大舉摧毀俄羅斯原本不穩定的法治基礎,公開用性別歧視的語言醜化民主,用或明或暗的手法打擊反對者,將自身塑造為領導俄羅斯這純潔民族的英雄。在外交上,他抨擊歐洲的統合,重新倡議「帝國的歐洲」,並以威脅利誘等不同手段影響歐盟的成員,從內部阻礙著歐盟的統合。
為了走向帝國之路,普丁強力宣傳民族主義,並將烏克蘭作為祭旗。二次大戰期間發生在烏克蘭的種族滅絕悲劇,證明了單一民族想像的虛妄和殘酷,但普丁反而刻意複製這段血腥的過去,不斷干預烏克蘭的內政。尤其2013年烏克蘭青年在「廣場革命」的示威中主張反對俄勢力的滲透,希望加入歐盟,更讓普丁加重了力道,直接以武力侵略烏克蘭。
普丁對外復活民族主義的僵屍巨獸,對內則開始虛構攻治敘事,鞏固統治,「讓事實畫下終點,就是永恆的開始」,史奈德以這句話概括了普丁對內的宣傳。製造假新聞或陰謀論毫不手軟,反覆強調政權或國家的無辜,哪怕克里米亞戰爭時士兵和平民生命的消逝,都能被官方媒體曲解、掩蓋。使民眾保持無知,權力者就能披著受害者的偽裝,繼續執行加害者的任務。
假新聞和陰謀論的資訊作戰,不只對國內民眾,也成為普丁對外的重要武器。先是以資訊戰,讓歐盟陷入俄羅斯有沒有入侵烏克蘭的荒謬討論,無法對烏克蘭伸出援手。經由媒體和網路釋出不實的資訊,間接操控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重擊美國民主運作,更是普丁的重大戰績。「虛構」出川普的形象,讓他成為美國迴圈政治的代言人,不僅讓希拉蕊身陷流言之中,並曲解歷史鼓動支持者。
普丁真正的勝利不只是川普勝出,而是讓美國人民不再相信投票會帶來改變。一旦投票淪為形式,無法解決現實議題,那麼民主的基石也隨之瓦解,讓美國墮入迴圈政治的漩渦裡。除了俄羅斯的推波助瀾,美國資本市場運作長期造成的貧富不均,內部種族、槍枝和毒品問題,也在體質上給予普丁見縫插針的機會。
這條由線性政治過渡到迴圈政治的「到不自由之路」,每一章節都糾結著無數細節,千絲萬縷,難以在有限的篇幅一一詳述。這也正說明了史奈德史家專業訓練的獨到之處——全書雖然不斷演繹著線性政治和迴圈政治兩個抽象的觀念,但他的每一項論述都是以現實為基礎而發,是在具體的「史料」上開拓對政治學理的思考。沒有學院常見詰屈聱牙或故弄玄虛的賣弄,而是將事件的內裡一一清理,還原在歷史的脈絡,讓讀者可以擺脫當局者的盲點,理解身處的世界為何不知不覺走向專制。
另一方面,史奈德又很不像一般象牙塔裡的史家,總是和「當下」保持距離,只願在「蓋棺論定」才發言。他一向都勇於將自己的史家之眼,對時局提出各種批判和建言。這或許和他的專業領域有關,二戰前後的東歐歷史,和今日世界原本就密不可分,他的每一本學術專著,都是藉由思索過去而了解現在。
以現有的繁體中譯本為例:《民族重建》回顧了16世紀到20世紀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牽扯不清的民族認同,指出「民族」的幻想與虛構,以及將幻想和虛構當作信仰所造成的悲劇。《血色大地》談的是東歐這片土地,在二戰前後德、蘇兩大獨裁政權下的血腥屠殺,指出極權者個人烏托邦式的野心才是造成生靈塗碳的關鍵。《黑土》試圖還原納粹的真實面目,那些令人髮指的罪行,並非「國家威權」或「種族歧視」所能解釋,而是將無政府的暴力在日常之中推向極端所造成的扭曲。一旦認清納粹的本質,就會發現類似的暴行可能隨時都會再度爆發。
除了鑑古知今,更根本的原因還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良知與使命,也因此才會有《暴政》、《想想20世紀》、《重病美國》等等針對眼前亂象而發的忠告。唯有像史奈德這樣依憑史學素養,積極參與公眾事務的史家,才能提醒人們,歷史從來不是一門老舊的學問,而是對於現實亂象的解藥。
這也正是《到不自由之路》最後提出的解答。無論線性或迴圈,皆是違反歷史實然的迷思,是關於進步與末日的神話,會讓人們從過去的經歷抽離,無法感知或理解眼前的真相。
「沒有真相,就不會有信任」,一旦陷入鄉愿的虛無,或自溺於忿恨的宣洩,否定價值和意義的存在,作為民主根基的責任政治也隨之瓦解。政治人物不用為錯誤的言論和政策付出代價,只需將一切都推做別人的打壓,轉移焦點,民主不再崇高,我們很可能在不自覺之中,一步步走向永恆迴圈的不自由之路。
解決的辦法,就像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在《到不自由之路》新書活動中強調的:要讓人們重新拾回「現實感」,並在現實感中開展出貼近個人生命經驗的歷史敘事。至於如何獲得現實感?還是必須重回歷史。
史奈德在全書最末寫下:「如果我們能誠實面對歷史,就能看到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知道自己可以改變什麼、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於是,也就不再無意識地從線性必然走向永恆迴圈,不再走著通往不自由的通路。」唯有如此,責任政治得以展開,「參與創造責任政治,就是讓我們再次看到這個世界。研究歷史所揭示的美德,我們也將成為無人預想過的美德的復興者。」
這短短幾句話,不只是習史者該牢記在心的座右銘,更是每個公民都應努力完成的目標。前往不自由之路已然展開,需要每個人排除雜訊,謙卑而真誠的面對歷史,重新肯定真相的追尋和價值的建立,才有機會懸崖勒馬,替未來的人們在史冊上寫下美好的轉折。
(文章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文連結: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8055?fbclid=IwAR20gWzFY8KbYYQDMWyaaTHtTztzCe8BUNw0gQHGHFhm4kQsQvxZs8VjU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