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遊行・阿拉木圖】阿拉木圖隨想

雪夜再聽明星合唱金曲「We Are the World (我們就是世界）」，重回人類群星閃耀時。曲罷開窗，樹葉窸窣抖落一些白色的音符——當在蘇聯故土的阿拉木圖，看見林立的高樓，遍佈街角的星巴克，漢堡王，以及虛擬貨幣的投資廣告—「機會如同雷電」；再看見小巷中下著小雪的赫魯曉夫樓，燈光閃爍，滯留著獨屬於過去的節奏，讓人無法不回憶我出生的九零年代。

九零年代不僅終結於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也結束在了「九一一」的一聲巨響之中。冷戰固然殘酷，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類曾經相信有一些東西必然比動物性的生存本身——飲食男女更加偉大。一個有關個人成功的謊言快速取代了一代人追求的卓越。幻滅的結果是，我們用最精緻的手段來反覆包裝飲食男女，急功近利——「Tinder（聽的）」，「MidJourney（中道）」，「Twitter（推特）」，「YouTube（油管）」等等。這都沒什麼，美國作家大衛弗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說：「這都沒什麼，可以幫助你娛樂和休閒，在少量如同零食劑量攝入下，它是暫時安全的。但如果這成為你的主食，你作為人類的部分會死亡。因為科技只會變得更加發達和便捷，所以你的屏幕前只會越來越多地存在這麽一群人——他們不愛你，卻只想賺你的錢。」 緊接著歷史紀錄片視頻的，是一則有關手機的廣告——「流量比我們祖先騎的駿馬還快」。

昨天阿拉木圖下了今年的第二場雪，和本地朋友T聊天，沿著一條名叫「春日」的小河散步。據她說，河曾經的俄語名字是有關一位二戰烈士。雨水在北風中逐漸粗礪，悄然轉變成雪片。她伸出袖口中的左手指著右岸說：「那些是昂貴的別墅私宅」；又指了指左岸：「這些是過去留下的家屬樓，最近被重新改建成了商業房。」里茲卡爾頓酒店的巨大身軀擋住了我的視線，她又踮腳指著左岸說：「它們都在酒店的後面」。我陷入沈默，只好陪她一起坐下。於是我接著問她：「那這個公園呢？」她說：「公園可是一直都在，只是不叫公園」。我們聊起了類似的小學教材，這反而成了更輕鬆的話題—如何能讓一個小學生讀懂德國哲學家的觀點呢。

我們都認為這些意識形態本身並沒有錯，錯誤的是美國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電影「Whatever Works（怎樣都好）」開頭拉里大衛（Larry David）說的一句話：「人們用它們的名義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雖然無論是西方民權運動，抑或是東方國際主義，它們都在二十一世紀到來前即走向失敗，簡單而流行的理由是：因為人性貪婪自私，因此無論是「蘇聯笑話」，還是「美國麗景」都成為茶餘談資—能成為談資是因為它們至少有部分真實性；但這並不否認他們的存在本身，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勇敢的社會實驗。任何有趣或有益的結果，往往來自於這些實驗，來自實驗中所蘊涵的某種「童真」和「俏皮」。

而我們引以為豪的二十一世紀呢？我們好像已經把「飲食男女」修煉到了極致。通過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沒有什麼比二十一世紀的，「後馬丁路德金」時代，「後蘇聯」時代，或者我們說的更有趣些，「後邁克爾傑克遜」時代——還有總結這一切的時興詞彙「後真相」時代過的更加輕鬆和舒適——但我們手中掌握了如此多的軟體和硬件，仍然感到了愈發強烈的悲傷和孤獨——因為人性就是這麽好玩，它一面如此的追求飲食男女，一面又不甘於這麽活著，既要又要的矛盾本質是人類靈肉掙扎的存在難題，但也是定義人性的基礎。

但我們都忘了：我們的父輩曾經也是一無所有，卻要在廣場上夢想一個公平社會的年輕人。而我們卻在他們的幻滅中，學會用一種故作成熟的口吻說：「人間不值得」。人間真的不值得嗎？值得不值得，你要麽先走遍世界再說；要麽不要輕易接受人他人的答案：你自己決定就好。總之邁克爾傑克遜和他的同好們告訴你：人間充滿失望，但總之還算值得—因為人類一體。你要知道這個男人，在第十年失眠到早上十點時，沒有選擇尋短，而是用麻醉針暫時安眠，雖然他並不知道麻醉藥劑量早已過量。關鍵是：你真的要一個也只活了一次，而且涉世未深的網紅告訴你「人間不值得」嗎？這讓五旬還在高唱「Heal the World（療愈世界）」的邁克爾顯得要麽虛偽，要麽幼稚。當然，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間不值得」絕對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通透，因為連弘一法師也沒有完全否定——他只說「悲欣交集」，而非用值得或不值得做簡單的判斷。因此，早早堅信「不值得」的態度要麽是怯懦，要麽是疲憊。但最好是後者—寧願做一個疲憊的「莽撞」勇者，也不要做一個怯懦的所謂「智者」。後者也最多是明哲保身，甚至有些狹隘的自私；很少真的有自己結束自身荒謬的勇氣。所以我會覺得他們怯懦，而非某些社會實驗，或是人生實驗的殉道者。

但是，經歷了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四年，無論是宏觀的社會事件，還是個人的生活坎坷，對於二十世紀的理想主義，我們當然不能理解，包括我自己也無法總是理解。所以對於我們中的大部分來說，邁克爾傑克遜所創造的「Neverland（烏有鄉）」不僅顯得虛妄，還成為了他孌童的主要證據。就像面對二十世紀末的亞洲，我們的父輩不是不記得，而是選擇性忘記，或是生理性否認。大部分人類在幻滅之後，不會選擇重拾勇氣繼續嘗試，而是用一種虛假的生活藝術，來扮演一種個體的，民族的，甚至種群上的「成熟」。但可怕的是，這不是一種真正的成熟，而是一種停滯和倒退。如果我們真的把詩人顧城，音樂人鮑勃迪倫，甚至曾長居阿拉木圖的蘇聯歌手——維克多崔（Viktor Tsoi）看成是特殊年代的口欲期小孩，所以童言無忌—那麽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多麼的可憐和狂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