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詩三首。王兆基傳來詩作〈阿修羅時間〉，平日刷牙、工作與咀嚼事件，面對如斯時代只能在車廂中吿解，寫作整年只是為了一隻鈕扣，萬物在找自己的位置；王培智詩作〈意義〉，寫廖孖記腐乳有人喜歡而有人不喜歡，城市由瓦礫、科技、國際化組成，在語言之中沒有更高尚者；王崢傳來詩作〈瀉湖〉，要向肉眼縮小的瀉湖告別，它從偷窺死亡的縫隙，有人正在倒影中，與偽船長因為交歡，滋養紅藻，引來了一群熱帶魚。

王崢在阿拉木圖的雪夜中，再聽明星合唱金曲「We Are the World (我們就是世界）」，重回人類群星閃耀時。曲罷開窗，看見林立的高樓，遍佈街角的星巴克，漢堡王，以及虛擬貨幣的投資廣告—「機會如同雷電」；再看見小巷中下著小雪的赫魯曉夫樓，燈光閃爍，滯留著獨屬於過去的節奏，讓人無法不回憶他出生的九零年代。九零年代不僅終結於蘇聯解體，柏林牆倒塌，也結束在了「九一一」的一聲巨響之中。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類曾經相信有一些東西必然比動物性的生存本身——飲食男女更加偉大。緊接著歷史紀錄片視頻的，是一則有關手機的廣告——「流量比我們祖先騎的駿馬還快」。二十一世紀裡，儘管我們手中掌握了如此多的軟體和硬件，仍然感到了愈發強烈的悲傷和孤獨—因為人性就是這麽好玩，它一面如此的追求飲食男女，一面又不甘於這麽活著，既要又要的矛盾本質是人類靈肉掙扎的存在難題，但也是定義人性的基礎。

王崢在新加坡的圖書館，偶然讀到了攝影師肖全記錄上一代人青春群像的作品，當中展示了彼時文化界的不同人物在八十到九十年代初的真實狀態。王崢認為與其說肖全記錄的是一代人的傷痕，不如說他記錄的是癒合的過程，這也讓人思考：作為年輕觀眾的「我們這一代」又該被如何記錄和總結？我們既要確認這一代人的某種共性和特性，也必須要看到在時間、血緣和文化上「承前啟後」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