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在傳來小說，書寫律師阿海與好友阿木、前妻艾絲特等人的對話與回憶，交織出社會運動、政商勾結與個人情感的複雜網絡。一方面是巴士隧道中對示威「夢想」的悲觀比喻，另一方面是茶餐廳裡對政治暴力與經濟動盪的討論；律師事務與地下幻芯案的法律交鋒，映照出權力與道德的博弈；婚姻破裂與子女離散，道出都市人在動盪時代中的孤寂與無奈。

著作等身、在日本被奉為「賺錢之神」、同時是直木獎首位非日籍得獎作家的邱永漢，1994年寫下的自傳《我的青春臺灣，我的青春香港》，於百年誕辰之際推出全新中譯本。全書回溯他動盪不安的前半生，藉由他的「青春」經歷，我們讀到的是臺灣作為殖民地所遭受的不平等對待，以及政權更迭後的暴力與壓迫，種種不穩定的因素構築了這一代人的青春。

生活在中英雜揉的新加坡，也許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才是一種既靈活，亦非離地的方法。對於新加坡的華語文學來說，台灣作家張紫蘭有一句評價：「看那個地區的中文，始終不能透徹，也不能很美。我在想為甚麼他們普遍這麼『不熟悉』？是因為他們太熟練他們的方言，而有所阻礙？」，而她也認為：「像這樣趨勢，要出現一個很強的哲學詩人，要很努力！」概括來看，實際上她在說：新加坡的華語，也許目前仍欠缺將複雜如哲學的思考轉化為語言的能力。

但現在不同了，我們令這些力量產生矛盾，加速它們的碰撞，大家便知道，喂，你唔好以為我地幾百年來都唔出聲啊。

香港在英國人到來之前本是一個人口稀疏的小漁村，令這地方後來迅猛發展的是隨英治開始而來的外來人口。他們移居來港的原因眾多，有的謀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會，有的因為這裡能夠提供一個讓他們可以安全棲息的地方。按當年一位港英官員的描述，「英國艦隊抵埠之後，大批船民聞風而至，他們向艦隊供應軍需及生活用品……艦隊提供的庇護很快就把我們的海岸變成了盜匪和鴉片走私販的天堂，實際上，這個天堂適合於所有為中國法律所不容、並且有辦法逃離中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