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作家張曦娜近月出版新作《歡樂島》，邀來范銘如撰序論。序中，范銘如指出書中十篇小說多以新加坡的真實地景命名，張曦娜結合地誌學與庶民視角，戳破星國光鮮亮麗的建國神話。有別於官方主流論述，張曦娜以內斂節制的文筆，觸及冷藏行動與華文打壓等敏感歷史，刻畫政治受難者家屬及女性在大時代下的無聲創傷，令書作拼湊出被消音的底層記憶，更為在國家進步洪流中遭犧牲的小人物留下見證，讓他們重新獲得可見的形狀。

謝佩璇傳來小說，生活於曼谷的她在一場書展中遇見已婚韓國男子在詠，兩人愛戀的火花於激情中綻放。然而她踏足了在詠與他新加坡舞者妻子Gracie的感情之中，妻子與在詠共舞的身影纏繞著她的夢境，彷如正妻對感情介入者發出警示。她身為在詠藏於曼谷的情人卻對在詠懷有純真的愛。同事萍姐點出拜祭四面佛或能改變命運，令她重新踏上舊年失去至親的佛堂，在最適當的時分許下另一個逆轉命運的願望。

石啟峰讀畢Vincent Pak的《Queer Correctives》，指出該書揭示了日常話語如何細密地編織對酷兒社群的無形傷害。作者運用傅柯理論結合社會語言學和酷兒理論，剖析新加坡「新恐同」現象，如TrueLove.Is機構利用愛與悔改修辭，將同性慾望描繪為需矯正之罪。此外，書中提出「線」與「家」的意象比喻，前者象徵異性戀規範的僵直路徑，後者暴露家園的排他性。雖然作者的分析聚焦於新加坡的語境，但石啟峰認為書中的論述同樣適用於香港，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爭議便是一例，突顯語言如何被主流權力用作武器，鞏固異性戀規範，並邊緣化酷兒社群。

新加坡國家青年交響樂團（SNYO）早前展開三地巡演，以香港作為壓軸站，攜手國際小提琴大師寧峰呈獻一場充滿活力與驚喜的音樂會。SNYO在陳康明指揮下展現專業級水準，從委約新曲《心鄉迴響曲》到蕭斯塔高維契小提琴協奏曲，再與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同台，氣勢澎湃。寧峰更驚喜化身團員，共奏德伏扎克第六交響曲，將舞台推至高潮。

王崢於​赤道的早晨每天準點在七時到來，他仍然無法入睡，手機中是仍在播放的新聞和教程。隔壁遲到的水聲彷彿匯聚成了一陣鼓點，讓我懷疑過分壓抑的花園中竟有人在深夜奏樂。他指出新加坡的新聞永遠是「雅俗共賞」，不論新聞內容易甚麼，最後只會得出「看人怎麼想」的答案。新加坡總在宏觀的事物中尋找確幸，他們藉由美國航天局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但也會為咖啡的濃度爭論不休。來到新加坡三年後，王崢開始對宏觀事物徹底失去了興趣。

惟得與親朋好友相約到新加坡的P.S. Cafe用膳。作為國境客，儘管事前小心翼翼在互聯網打探，又提早一個半小時啟程，依然趕不及宛如當地人的外甥女準時。人與食物也講究投緣，熱帶人多喜歡吃辣，但惟得卻受不了刺激，上一晚在意大利餐廳，小心挑選清淡的蝦仁西蘭花米粉，以為萬無一失，卻因紅椒碎而喉嚨不適。人在異地，這或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水土不服。大學畢業後外甥女在多倫多一間證券投資行任要職，經友人介紹，認識新加坡的未來外甥女婿，先通訊後見面，外甥女申請到新加坡一間銀行工作，結婚產子後，索性辭職，專心持家。命途在一念之間，惟得不知道外甥女自己作何感想。吃飽後，夥伴興致勃勃地提到，下午可要繞過羅伯遜碼頭，外甥女聽後大驚失色，說新加坡視惹蘭固哥為家醜，著意掩飾不可外揚，提議他們可別行差踏錯。外甥女趁機岔開話題，將食物分給大家。惟得發現雖身在西餐館，仍不忘華人的習性，一家人分甘同味。

生活在中英雜揉的新加坡，也許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才是一種既靈活，亦非離地的方法。對於新加坡的華語文學來說，台灣作家張紫蘭有一句評價：「看那個地區的中文，始終不能透徹，也不能很美。我在想為甚麼他們普遍這麼『不熟悉』？是因為他們太熟練他們的方言，而有所阻礙？」，而她也認為：「像這樣趨勢，要出現一個很強的哲學詩人，要很努力！」概括來看，實際上她在說：新加坡的華語，也許目前仍欠缺將複雜如哲學的思考轉化為語言的能力。

王崢在新加坡的圖書館，偶然讀到了攝影師肖全記錄上一代人青春群像的作品，當中展示了彼時文化界的不同人物在八十到九十年代初的真實狀態。王崢認為與其說肖全記錄的是一代人的傷痕，不如說他記錄的是癒合的過程，這也讓人思考：作為年輕觀眾的「我們這一代」又該被如何記錄和總結？我們既要確認這一代人的某種共性和特性，也必須要看到在時間、血緣和文化上「承前啟後」的關係。

人們的表情令人想起白天那些過於乾淨的路面。在烈日下，更多時候，他們顯得過於生硬。準確來說，是在空調裡的烈日下，正如新加坡作家雪裡安喬治先生所說的：新加坡的表情，是在空調房中待的太久，所產生出的一種矛盾：那是一種倦怠和活力並存的狀態。此時的車廂裡，一位留著70年代髮型的安哥正陷入了睡眠，他兩腿間的吉他正滑向列車的反向。他的裝束令人想起南洋大學的學生，過於寬大的衣領一直延伸到一個深深的袖口，那裡不是香菸，便是變調夾。他們曾作為新加坡的高音，在主流的C調中，總會奏起A調的小號。但和單簧管比起來，他們的小號過於悲壯了。彷彿列車的低音仍在持續。在他的身邊，有一位工人模樣的印度青年，他黑色被汗水浸濕的襯衫上，寫著「Born Lucky （生來幸運）」的字樣。他也許也曾在羅釐車「後座」的熱風中想起遠在德里的兄弟；亦或許他就是「生來幸運」的一群，可以用他腳下的筆電穿梭於新加坡的兩端。

新加坡當代最重要的作家英培安，突逝於華文文學黯然的天空，馬華文學館主任許通元撰文悼念，分享與英培安相聚的時光，以及有關草根書室的點滴。

新加坡文壇前輩英培安日前病逝，沈旭暉回想與故人的數面之緣，以及造訪其創辦的草根書店獵奇搜書之事。原來英培安之所以在新加坡開設獨立書店，是由於旅居香港期間，受本地「二樓書店」文化的啟發，惟書室一直經營艱難，英培安甚至以稿費和出版社兼職收入補貼，才能勉強維持。

珍貴的事情宜於筆端記下，似珠子穿起來掛一掛，有心時拿出來賞玩。古岡州，今新會，無意中走到其會館，漫行數小時。四層樓，有議事大廳，亦有講武堂，戲舞台，拜神拜佛處。橫批來自張之洞筆書，也曾出如名人梁思成，梁思禮，陳垣等我亦知之者。而其會館曾大力作為互助庇護處，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薪也令人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