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著《想像的共同體》、《全球化的時代》及《比較的幽靈》的著名民族主義大師班納迪克 · 安德森最新作品《語言與權力》推出繁體中譯版本。本書的研究核心重回印尼政治的各種面貌之中，印尼不僅是安德森長年研究的重心，更是他逝世之處。印尼的民族意識自17世紀早期荷蘭征服殖民後開始發芽茁壯，20世紀獨立後的當代政治更使用被稱為「印尼語」的語言，然而，語言與民族的關係，經歷了哪些篩選與內化？原本被視為高等語言詞彙的爪哇語，又是如何面臨城市語言的崛起而逐步消亡？這樣的文化撿選，背後又隱含了哪些族群意識？ 安德森在《語言與權力》中深入分析了這一複雜矛盾，透過古典詩歌、公共紀念碑和漫畫等多樣材料，探討印尼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困境。他指出，語言作為民族意識的重要元素，卻同時帶來矛盾之所在。安德森透過爪哇語揭示了語言與政治權力間的複雜關係，反映了語言在政治合法性中的困境。 本書不僅是對印尼政治的剖析，也是對東南亞民族主義的理解。安德森通過溫暖且有力的筆觸，描繪印尼在混亂與極權體制下的真實面貌，成為理解當代印尼與東南亞的必讀之作。 此次書摘選取了〈漫畫與紀念碑：政治溝通在新秩序之下的演變〉一章，一窺印尼政治在不同文本呈現中的演變。

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舉辦的兩大文學獎因內部檢討停擺兩年多，其中「中文文學創作獎」（文學獎）停辦一屆後，將於今年復辦。館方取消文學評論組，並於「來稿須知」新增兩項條款，國安條款以外，亦規定參賽作品不得有影射或誹謗他人成分、暴力、色情、粗言穢語、不雅，及任何令人厭惡的語言及行為，違者取消參賽資格。中文文學創作獎向來為香港重要的創作比賽，是孕育新一代作家的搖籃，而這次新增的條例前所未見，引起文學界及公眾關注。故此，「虛詞」分別訪問七位香港作家及學者，包括曾任評審的學者及參與過不同文學獎的年輕作家。他們圍繞此次條款改動的事件，談到文學獎與創作空間的意義，獎項的認受性等問題，值得我們深思關於文學創作的理念，以及現時香港文學創作的風氣。

生活在中英雜揉的新加坡，也許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才是一種既靈活，亦非離地的方法。對於新加坡的華語文學來說，台灣作家張紫蘭有一句評價：「看那個地區的中文，始終不能透徹，也不能很美。我在想為甚麼他們普遍這麼『不熟悉』？是因為他們太熟練他們的方言，而有所阻礙？」，而她也認為：「像這樣趨勢，要出現一個很強的哲學詩人，要很努力！」概括來看，實際上她在說：新加坡的華語，也許目前仍欠缺將複雜如哲學的思考轉化為語言的能力。

詩人不可以被遺落，正如Vicente Huidobro（比森特·維多夫羅，智利著名詩人）所言︰「詩人是一個小神」，而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比凡人更特殊的存在才能夠拯救我們倖免於難。這就是為甚麼我堅信並且不斷重複地指出「詩人必須站在為生命而戰的前線」。際此文明危機的時勢，《星球之歌》的詩人正是為世所需的使者。我們用以書寫的墨水正是我們靈魂的鮮血，此所以詩歌如同一頭渴求公義的狂怒怪物，從靈魂裡面闖出來。

從電影《等一個人咖啡》開始演員生涯，翌年主演《我的少女時代》更紅遍台港兩地，久未來港的宋芸樺，早前應邀出席「第十六屆亞洲電影大獎」的活動與頒獎典禮，相隔六年再度訪港。終於能夠除低口罩，與香港影迷面對面相見，對她來說，一切既陌生卻又很熟悉。雖然行程緊密來去匆匆，宋芸樺亦有抽空接受《虛詞》專訪，除了談及她踏足演藝事業將近十年的心境，也從自己遠赴紐約與巴黎拍攝電影的經歷，講述如何藉此尋回表演的初衷與魅力。

「當詩的想像和身體結合會是怎樣的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創作起點。」綠葉劇團藝術總監、《#1314》導演黃俊達說。他在劇作《#1314》中以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為創作來源，以詩意的文字結合詩化的身體，帶大家走進一個解構又重構的世界。

致力探索不同劇場表達形式的鄧樹榮，這次選擇以全女班及無言劇的方式，重新演繹莎士比亞名著《李爾王》。當角色變成了單一性別，對白台詞也全被抹去，前語言的運用為戲劇帶來更多想像空間，也嘗試回應社會引發共鳴。

憑《彼岸花盛開之島》成為首位榮獲「芥川賞」的台灣籍作家，李琴峰在八月底舉行的頒獎典禮，發表題為〈賴以生存的奇蹟〉的演說，震撼不少文壇中人的心靈，作家楊佳嫻接受「虛詞編輯部」的文字訪問時，分享了她對李琴峰頒獎演說的想法，以及對其芥川賞新作的期待心情。

閩、粵諸語中沒有「您」字，可是「您」字畢竟是書面文字中不可或缺的用語，到底「你」和「您」該如何區分？陳煒舜提到一個常見謬誤：看到「您」字從心部，誤以為表示親愛，而不知其為敬語，竟在情書中以「您」來稱呼對方，其實弄巧成拙。熱戀時以「你」相稱才是真愛呀。

改編自真人真事的《波斯密語》，猶太主角詐稱自己是波斯人而倖免於難，恰巧伙食軍官極欲學習波斯語，為求生存主角就自創一些偽波斯語的單字和發音，結果，兩人「共同」創作出一套只有他們才懂的語言。江祈穎提到，兩人因溝通建立起一種默契，而這種默契正正是由語言建構而成，只可惜亂世中，他們注定成為老死不相往來的敵人。

坊間關於「如何寫小說」的公式很多，無論是「用英雄旅途來開頭」還是「劇情發展到死胡同怎麼辦」，由情節、對話、處境、人物、氣氛、伏線、主題到如何尋找靈感，每個環節都無所不包，無遠弗屆。孔慧怡的短篇小說集《尋找聲音》卻反其道而行，她的寫作工具只有一個——聲音。

被譽為「接觸即興之母」的Nancy Stark Smith今年悄然去世，從小學習舞蹈的陳美彤，憶起過去因「接觸即興」這種後現代舞而對空間、力的施或受、身體的動和潛動，都有不一樣的體會。尤其在人與人變得不可接觸的抗疫時代，「接觸即興」更像一種生活哲學。

的確，守護雙子座的水星赫爾墨斯，就是在《荷馬史詩》中所形容的，那個「變化多端、圓滑機靈的盜賊」。在赫爾墨斯出生的第一晚，他便偷走了阿波羅的一群牛，被揭發後卻以三寸不爛之舌脫身，由此可見，雙子座既機靈又奸詐，既能言善道又巧言令色，其星座符號內的兩道半弧，便象徵著雙子座這種雙重性，甚或是「精神分裂」的傾向，如一個巨型萬花筒，在雙子座的世界裡，思緒、訊息、語言不斷轉動、組合如同七十二變，如果詩是語言的遊戲，那麼雙子座便是遊戲在語言之間的詩人。

我哋一邊廂見到香港聾人爭取佢哋嘅文化權利（包括對佢哋嘅母語尊重同承認），但另一邊廂我哋就見到中國共產黨點樣將新疆嘅維吾爾族人再教育，漢化，壓制佢哋嘅語言文化宗教，似乎係進行緊一場cultural genocide文化上嘅種族滅絕！

畫一條橫線做比例尺，假如最左方是日常用語，純文學就會拼命往右逃越遠越好，因為純文學就是要做語言實驗，就是要到達遠方，挑戰日常，這就是純文學的使命。但類型的挑戰並非跑得越遠越好，它們的比例是不一樣的，類型會在某個地方停下來，改頭換面，扭轉日常，刺激思考。恐怖小說突出日常的不可知，推理小說帶來細節觀察，愛情小說帶來日常不可能發生的愛情（當然可能只是我沒經歷過）。

近月來政治打壓令人發寒，政府傲慢依舊，警察肆意襲擊市民且無任何代價，香港文學的未來並不樂觀。然而今天香港文學的面貌，亦有過去先行者所積累的貢獻，當時他們面對政治氣候的變化，例如文革，又如何面對？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的香港研究課程合辦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陳智德和林姵吟兩位學者研究的主題正好回答了上述的問題，在政治動盪時記錄下來，希望有助我們參照自身處境。

語言，主要是用來表達思想的。一個人「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極有可能是思想有問題甚或沒有思想，如此一來，與「人」的定義就有很大差距。因此朱先生說「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乾脆就是畜生」——先請愛護動物人士體諒——這句話表面上看似極端，我們不穿鑿不附會，直接以中國儒家傳統講的「人禽之辨」為思考起點，朱先生這句話還是可以站得住腳的。

是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請來唐睿博士、張詠梅博士和關詩珮教授等三位學者，分別從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葉靈鳳和李察梅遜（Richard Mason）的作品和翻譯入手，帶領我們探討三種不同的書寫和想像城市的方法。

201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有71.2萬孤兒，其中62.2萬散居社會，狀況不明；而如今可能因太過驚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確切的數字，甚至漸漸遺忘了他們的存在，這或許比兩千年前的狀況還要糟……棄嬰年代，詩人何為？重慶詩人陳家坪選擇擔起攝影機，用五年時間觀察及還原河北省一間天主教孤兒院的生活，從而鑄成紀錄電影《孤兒》。上個月他把電影帶來香港，看完後，我眼前只浮現四個字：觸目驚心。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在調查不同日本方言裡對蝸牛的稱呼後，於1930年出版的《蝸牛考》中，提出方言周圈論。

耶茨喜歡書，也喜歡玩手機，所以他擁有好幾顆行動電源，但手頭上，總是只會有那一兩顆，所以他的手機總是沒電。這令我去想「擁有」是甚麼意思。我曾經給過他一顆行動電源，在星辰起降不明的夜晚，藍色的電流在暗雲後方流動。那一顆行動電源對於我來說，已不再是我的，但同時又是我的；對他來說，已是他的，但又是我的。

原名保羅·安切爾（Paul Antschel）的保羅・策蘭（Paul Celan），生於1920年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42年，他集中營裡的父親因傷寒病逝；而同樣陷於地獄的母親，更給子彈打穿頸項。1944年，他把自己的舊筆名（Ancel）改為策蘭（Celan）——生命的苦難、沉鬱與流離，都被他放在這個置換音節的名字中；而對於一個與猶太、與死亡對等的詩人來說，1948年，正是他的重生之年。

我在網絡上多年，經歷過不少大辯論，承受過各種各樣的攻擊，更目睹過不少朋友三言兩語便惡言相向反目成仇，常覺得可惜。我和大家分享幾點公共討論的心得。

很多香港中產家長，明明自己是本地人，母語是廣東話，卻硬要對子女只講英文。這已經不是新聞，但每次看到，心裡都有一大堆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