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歷史現場，細看作家與政治搏鬥的痕跡

「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三場「返回香港文學的歷史現場」由陳智德、劉俊、林姵吟和邵棟主講。

近月來政治打壓令人發寒，政府傲慢依舊，警察肆意襲擊市民且無任何代價，香港文學的未來並不樂觀。然而今天香港文學的面貌，亦有過去先行者所積累的貢獻，當時他們面對政治氣候的變化，例如文革，又如何面對？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的香港研究課程合辦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陳智德和林姵吟兩位學者研究的主題正好回答了上述的問題，在政治動盪時記錄下來，希望有助我們參照自身處境。

左翼理想的一個起點、兩種軌跡
林姵吟的論文為〈冷戰時期港台文化的合流與分流——從保釣、郭松棻、古蒼梧談起〉，她先分享其研究方向：「我觀察戰後文化傳播時，一直在想香港作為一個空間，到底在華語語系的知識生產上有何功能？我的切入點很簡單，就是保釣運動。至於為何選郭松棻和古蒼梧，則是因為他們七十年代都在美國，然後也加入了保釣運動。」

保釣運動始於1970年，日本宣稱擁有釣魚島主權，引發了各地華人一系列民間運動。然而，林姵吟指出七十年代香港處境有點特別：「當時香港反共，但不完全親台，好像同時存有兩種意識，一是像唐君毅那樣的新儒家思想，另一方面是年輕一輩的香港意識，例如當時學生說『認中關社』」。」她補充相較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冷戰氣氣沒那麼緊張，容許了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的人抒發對台灣的意見，也催生了一些港台的左翼思潮連結。

林姵吟以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一文為例。「他當時對蔣中正批評不少，在台灣待不下去便留學到美國。他到了美國繼續海外投書，最後投到香港，引發了不少回應。那篇文章很簡單，就是質問為何要盲目崇美，不滿為何在蔣氏政權底下研究中國變成了研究所謂的匪情。」同樣地，郭松棻參與保釣後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發表渠道受限，便到香港投稿，像〈阿Q與革命〉和〈打倒博士買辦集團〉，主要論點也是批判西方文化盲目依賴。古蒼梧當時也對現代主義提出相近的批判。她補充道：「然而這裡指的左翼感覺上多是知識份子對事局政治保持一種批評距離，當然有些人比較毛派，但這裡的『左翼』並不一定對應左翼政權的意識形態。」

香港大學林姵吟教授。

林姵吟開始對比兩人個案，她留意古蒼梧文學發展中有所改變向，古蒼梧出生於地主官僚家庭，同時受到古典文化和西方電影的影響。1960年末他詩歌主張直白、語言直接，充滿古典文學意象，但1971年參與保釣後開提倡「批判寫實」，詩作中集中意識明顯增強。1976年古蒼梧寫自己希望「跟他們一起開出一幅青蒽的春天」，其中「他們」指的廣大的勞苦大眾。然而當他回頭看來，雖然他覺得這些詩都有現實的基礎，卻總是有些隔閡，在八十年代後更說「『關於工人的』詩還是毛澤東寫比較好」，九七前後則確認自己就終極關懷還是文化層面上，並將精力投放在思考如何文化回歸。

相比之下，郭松棻一開始對共和理想有所憧憬，1971年1月他在柏克萊校園，參與了「保衛釣魚台列島行動委員會」和「中國同學會」合辦的討論會，當時他還大量閱讀五四書籍，對中國有一種憧憬。但後來到了1974年的中國行，他才發現現實中國和理想中國實在偏差太遠，憧憬也一併幻滅了。不像古蒼梧，郭松棻沉寂好一段時間，要到1983年才在港台期刊再次發表作品，寫了一連串的短篇作品。「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孱弱的男主人公，而且病都出在精神上，身體上自然也不太好，像〈寫作〉、〈含羞草〉、〈第一課〉、〈姑媽〉和〈雪盲〉這五篇都是。」

她最後總結道：「當然他們的改變很難完全歸因於保釣運動，但也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七十年代時局的變化催發了不少青年左翼的理想，古蒼梧和郭松棻都香港各自抒發己見，且展現各自知識份子的批判距離。然而八十年代過後，他們左翼理念卻受到不同的衝擊，古蒼梧最終回歸到文化關懷，而我認為郭松棻的左翼理想都以異化的方式表現在殘弱的男主人公身上。這兩人的軌跡，使我想到左翼理念面對的挑戰，很多時候也是來自信仰者本身，即你如何面對自己左翼時候的自己，也許就像張愛玲說的，是一種『惘惘的威脅』。」

馬朗的失蹤和復出，一代人遺忘和發現
七十年代催發不少青年的左翼思想，但亦有人之前就感到香港前途的陰霾。陳智德報告的論文〈馬朗、梁秉鈞、鄭樹森的「遺忘」論述——香港文學遺忘史的幾個側面〉，就是由1963年離港赴美的馬朗說起。

馬朗，原名馬博良，廣東中山人，五十年代初來港，在1956年創辦《文藝新潮》，1963年他結束了在香港十三年的生活和工作，前赴洛杉磯。陳智德說：「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沒有馬朗的消息，像失蹤了一樣。馬朗後來1976年『復出』，出版詩集《美洲三十絃》，葉維廉在序言中直言馬朗重出江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指馬博良這個名字很多詩人會覺得很陌生，但如果告訴他們馬朗就是馬博良，大家都會知道。這其實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遺憾。」

馬朗在詩壇失蹤，為甚麼會帶這種遺憾和衝擊？陳智德指因為馬朗是香港戰後現代詩的源頭，他失蹤帶來的遺忘，對葉維廉那一輩的作者而言，標誌著一種文學傳承的斷裂。陳智德再舉二例：「梁秉鈞也寫過『才不過是六七年的時間，報刊傳媒文藝界已沒有人提這份雜誌』。慮因在1989年亦感嘆：『環顧昔年由馬朗振臂高呼到旗下來的舊將，不是撒手人間，就是告老歸田；不是退出文壇，就是遠走他方』。這些都指向一種文學社群星散，經驗斷裂的遺憾。」

1976年，馬朗發表詩作〈舊金山組曲〉，同時在台灣出版《美洲三十絃》，正式標誌馬朗的復出。這掀起另一波討論，陳智德主要集中在葉維廉和梁秉鈞二人的論點上。


香港教育大學陳智德教授。

陳智德提到葉維廉2006年在「第六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發表〈現代主義與香港現代詩的興發〉一文時，加入了「一段被遺忘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副題。陳智德解釋道：「葉維廉認為馬朗、《文藝新潮》以至香港現代主義思潮的遺忘，並非個別事件，而是歸結到殖民地統治的背景，像鼓勵異化的商品文化卻漠視精緻和反思文化的資本主義。」

葉維廉將馬朗的遺忘歸結為香港文學與殖民地之間的糾葛，梁秉鈞強調則是他年輕時對馬朗的發現。陳智德指梁秉鈞1982年〈從緬懷的聲音裡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一文中，提到他在台灣出版的《六十年代詩選》裡發現馬朗的作品，再買到舊的《文藝新潮》。「梁秉鈞在文中自覺『發現』一詞的特殊性，因為他之所以沒有聽聞馬朗或《文藝新潮》，正是因為文學史料缺乏整理，正規教育也無視這些作品。」

陳智德補充梁秉鈞在1993年和2010年分別撰文重申自己當年發現《文藝新潮》和對歷史被遺忘的感慨。「梁秉鈞念念不忘馬朗和文藝新潮的發現和遺忘，在史料散伕的遺憾和文化環境的漠視中，強調個體的自主追尋，如何作為抗衡遺忘的最終關鍵。他一方面承接馬朗和《文藝新潮》意味著的文學傳統，同時期許另一種承接，像以下一段：

今天晚上，會不會有另一個中學生，又再走過北大菜館附近的報攤﹙溫莎已拆去，附近又新開了別的餐室﹚，看著種種或好或壞的報刊，或者走過附近的舊書攤，想從那裡翻出一點甚麼來？他會不會在一份舊刊物裡，看到一個叫做馬朗的名字。

而其實我很想告訴梁秉鈞的是，的確有一個願意在舊書堆裡發現馬朗的中學生，那就是他自己。」

結語，以及一位大陸學者和一個不太適合的比喻
作家一天活著就難免受到政治氣候的影響，有的催生了交流和思想啟蒙，有的則使他們退出文壇或遠走他方，甚至去國流亡。今天本土意識高漲，馬朗當時出走香港的決定不知會否引來側目，但作家本來就不一定以不染俗塵的形象出現，以一把古今不變的道德尺子去衡量作家，即漠視作家和各種生活考慮拉扯，難免有失公允，也不現實。

講座開始前有一段小插曲，有大陸學者以葉靈鳳在淪陷時期的文章，引證他為漢奸的身份。[1] 陳智德在報告前亦花時間去反駁，事後看來，也許亦呼應著今天香港政治氣氛，故以此作結：

「淪陷時期的香港不是一個正常時期，那時的作家有很多不由自主的處境，葉靈鳳主持《大眾周報》，本來就沒有自己的自由來寫文章，他背後有日本人的控制。我覺得《大眾周報》重要的不是發表社論，那只是門面文章，重要是在淪陷時期為大眾提供一種通俗消遣讀物。葉靈鳳在周報用不同筆名發表文章，像『廣東俗語圖解』或武俠小說，主要都是消遣讀物。當時大家都知道那個社論是不由自主之下寫出來。我的意見是這樣，在研究葉靈鳳的時候，要注意到淪陷時期是一個不正常的時期，而背後有很多的控制。

如果要打個譬喻，雖然這好像不太適當。像我們香港學者，在大陸出版學術文章，我們還是要改呀，不是嗎？我們習慣講到中國內地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會寫『中國大陸』，但在大陸就不能這樣寫，一定要改，最後還是要把『中國大陸』改成『國內』或『內地』，還有很多不同的用詞。但是改了之後，五十年之後，一百年之後，讀者再看，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們是妥協呢？會不會覺得我們發表了惡劣的影響呢？這也說不定。問題是這不是我們想要的，但我們希望那作品能夠出版。我覺得葉靈鳳他可能也是這樣地考慮，如果他不妥協的話，那他就不出版，他自己可能也沒命。」



[1] 陳智德於2017年已編過《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葉靈鳳卷》，讀者可以參考再作判斷。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