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比恨更深，認識社運中的情緒︰《情動於中》新書會

近兩個月來，港人幾乎歷盡了各種情緒的爆發，時而悲喜交集，時而輾轉難眠。無可否認，情緒跟社會運動有著莫大的關係；喜怒哀樂屬人之常情，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認識這些情緒的運作，或者能為我們找到往後的出路。

剛出版以情緒哲學為題的新書《情動於中：生死愛慾的哲學思考》，在香港恆生大學社會科學系任職助理教授的黃沐恩，早前舉辦新書會，討論到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黃絲」、「藍絲」和警察的不同情緒。黃認為，認識情緒，追問它的意義和價值，有助解釋、理解人們的行為，尤其在社會運動的浪尖上。他又說，情緒愈極端，當中能夠包含的理智就愈低，反思爆發開來的情緒，是當下所需。

當愛克服恐懼，「點都唔割蓆」

黃沐恩首先提到「黃絲」，即運動裡主要的示威群眾。他認為，「黃絲」最核心的情緒是恐懼，包括面對武力和被捕的恐懼，另外還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所體現出來的對未來的恐懼。恐懼其實是所有生物最基本的情緒，負責恐懼的「杏仁核」（Amygdala）位於我們腦袋的最深處，從演化的角度看，愈深入就是演化中愈早出現的部分。「如果生物不會恐懼，很可能就會在演化的過程中被淘汰。」黃沐恩說，「我們可以留下來，是因為祖先全都是膽小鬼，很怕死。」

既是本能，恐懼就無法控制，有人拿著刀槍指向你，一定會逃走。然而，經歷警隊濫暴和元朗無差別襲擊等針對示威者的暴力事件後，仍然有很多人上街示威，看似與恐懼的本能違背，原因為何？黃沐恩說，原因是對未來的恐懼－－害怕被送中，害怕執法者濫權的情況會一直延續下去。相比武力帶來的即時恐懼，無時無刻都有一把刀在項上的生活，或許更可怕。

可是，僅僅是恐懼並不足以支撐一場社會運動。恐懼的特質，有時會使人變得自私。早有心理學實驗指出，經歷壓力、焦慮、恐懼的小朋友，需要花較長時間才會出現利他行為。極權政府往往透過製造恐懼來控制人們，原因不只要嚇怕你，更要令每一個人只顧著自己。

「政府唯一害怕的就是你們團結起來。」黃沐恩提到，中大校長段祟智與學生會面時，有學生對校長解釋身穿防具是因為恐懼，但仍然上街抗議是因為愛，「這樣說多少有點肉麻，卻是真實的。當中包含對城市和固有文化的愛，更重要的，是對手足的愛。」當愛克服恐懼，人就不再自私，「我覺得『點都唔割蓆』這句說話有深層的哲學含意，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你，以此對抗極權製造的恐懼。」

無條件的愛，不是成熟的愛

說到「愛」，或許還會想起聲稱「愛國愛港」、不嫌肉麻地把「I Love 香港」T恤穿在身上的眾多「藍絲」。黃沐恩形容這是「強而有力的愛」：「示威者不割蓆是因為愛，其實藍絲才是不割蓆的『表表者』。」意思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跟建制割蓆。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藍絲「愛國愛港」，又是因為什麼？

著有《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的德國心理分析學家弗洛姆認為，愛是為了解決終極的孤獨。孤獨不是無事可做的無聊，也非無人陪伴的寂寞，孤獨是不被理解，甚至在別人陪伴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把這種孤獨延伸到整個人生裡，可以說是存在的孤獨感。」黃沐恩認為，為了排解孤獨，「藍絲」無條件地投入「愛國愛港」的群體，但求同聲同氣。

然而，愛有分成熟與不成熟，前者包含思考，後者是死心塌地，藍絲的愛則屬於後者：「個別『藍絲』其實有外國護照。這種『愛』經不起考驗，基礎亦薄弱。」「弗洛姆認為，成熟的愛是兩個人身處一起時，仍視對方為獨立的個體－－『二而為一而為二』。」意思是，愛的同時，必須保留獨立的個性，才能持續互動，共同成長。這亦可體現於國家與人的關係上：「對政權的所謂『無條件』的愛，很容易消失。容納批評的愛，對弗洛姆來說，才算得上成熟。」

與藍絲相反，示威群眾的「愛」並非鐵板一塊，正如反修例運動裡，無論「和理非」還是「勇武」，都有明顯的改變。透過容納不同意見，構成自我改善的機制，「不視自己為必然正確，已經是非常雛形的『民主』。民主不會永遠保證正確決定，但從中保留了修正的可能。」黃沐恩認為，這種成熟的愛，團結但非無條件地相互包庇，這種不割蓆，是示威者比政府優勝的地方，也是藍絲所缺乏的愛。

警察稱示威者為「蟑螂」的必要？

與愛相反的，或許是恨。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形容示威者為「蟑螂」，後來有人稱驅散行動為「殺蟲」，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如此非人化，是出於恨？黃沐恩說，人很少會對蟑螂憤怒，警察對示威者的情緒，更多是厭惡和噁心：「你對一個人憤怒，仍然會視其為道德圈子的一部分，他應該得到相應的懲罰。但噁心的情緒是不把對方當成一個人，根本不用考慮應該得到多少懲罰。」就如蟑螂沒有得罪你，你仍然會殺死牠，無需考慮道德責任。

噁心，如對壞掉的食物感到噁心，本來是保護我們身體的機制；警察對示威者感到噁心，則屬於社會文化衍生的「道德噁心」，保護的是背後一套不易動搖的價值觀。就像宗教人士對同性戀感到噁心，因為宗教教條成為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對他們來說，同性戀否定的不只是教條，亦是我之為我的自我價值。

警察的自我價值，或說「教條」，是身為執法者的身分。對執法者來說，法律當然是不可動搖的。當示威者挑戰警察的權威，如要求出示警察委任證，甚至提出公民抗命等合理地不守法的理由，其實就是在否定警察作為執法者的自我價值，因而對示威者產生道德噁心。

還有另一種理解，來自法國哲學家沙特。沙特認為情緒為主動的策略，「對世界魔幻般改變的方法」，就如他常提到的故事「吃不到的葡萄」，人只要改變對事物的看法，「葡萄是酸的」，就無需面對「吃不到的痛苦」。同理，情緒令警察更容易面對自己：「人其實很難把他人排除在道德圈子之外。當濫暴無法合理化，轉而覺得噁心，就能把對方（示威者）排除開去，無需應付道德感。」

黃沐恩還提到，厭惡和噁心的情緒是政權刻意刺激出來的，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納粹刻意貶低猶太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難以要求軍隊殺死數量龐大的猶太族群。這種情緒一旦衍生，要回頭會是非常艱難的事：「警察與示威者彼此之間的噁心和不信任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如果繼續刺激它，消散的時間可能更長，說不定要一個世代。這才是最大的傷害。」

唯有希望與願景，能令運動持續

8月11日晚上，尖沙咀有女子被警方布袋彈擊中右眼，幾近失明，淌血的照片傳遍社交網絡，「嬲嬲」的表情符號佔據了版面。翌日，大批市民湧進香港機場抗議警方的暴力，高呼「以眼還眼」。箇中情緒，肯定有義憤。而這種義憤，也是運動裡一而再推動人們上街的理由。

回到早前《情動於中》的新書會，黃沐恩則認為義憤、憤怒等情緒，未必能讓運動持續下去：「憤怒最大的特色是不持久，人天生容易原諒。如果當初林鄭出來道歉，可能有一半人早已接受了。」憤怒久了會變成習慣，失卻了推動力。他認為，真正令運動持續下去的，是希望，以及對未來的願景。「所謂『願景』，是你明白某些事情是正確的，但不知道該如何達到。你不會說到快餐店買麵包是一種願景，因為你知道如何做到；『希望』則是不肯定的事，但仍然有信心堅持下去。」

希望還有另一個特性，就是不易習慣。每一種情緒都會有完成的時候，例如復仇後憤怒便完成了，但希望是不易得到的，因為距離很遠，才要希望。「願景恰恰是困難的，才難以被打破。二百萬人願意出來做點事，希望就在這些人身上。構成一個集體的希望需要很長時間，可能以年計。香港正是身處一條如此困難的路上。」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