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香X徐啟軒X黃淑嫻X梁淑雯︰在地因緣「香港・文革・冷戰」紀錄

中美貿易戰僵持不下，而修改引渡條例牽起的抗爭運動，亦使香港成為國際角力的焦點。時代風急浪高，新冷戰格局愈趨成形，香港這座夾縫中的城市，已是中美兩大意識形態、經濟政治體系交鋒的前線舞台。

回看歷史，香港一直因其地緣特點，成為冷戰意識形態對壘的重要空間。像五十至六十年代尾，以中資左派為背景的雜誌《青年樂園》，就與美援刊物《中國學生周報》，共同爭奪在青年學生社群上的文化影響力。雖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形勢，與當下的新冷戰格局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冷戰到文革時期的香港，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左翼勢力與殖民地政府的互動，始終對變幻難測的香港現況，有重要的參考與研究價值。

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辦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場的主講議程「香港・文革・冷戰」，請得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樊善標作主持，並由幾位來自港台的學者：王梅香、徐啟軒、黃淑嫻、梁淑雯（依發言次序排列），就戰後的文化冷戰課題，分享研究成果。從張愛玲的日譯源由、五十年代左翼政治、六六與六七的文學作品談到青年雜誌的「文革」話語，冷戰與文革時期的香港文化狀態，可以帶給當下的我們甚麼啟示？

《秧歌》與《赤地之戀》：日譯張愛玲的意義

首先發言的是王梅香，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題目是「東京美新處譯書計劃與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日譯（1951-1959）」，而當中的研究動機，是始於一份東京美新處（位於東京的美國新聞處分部，USIA）的台港文學日譯書單。在該份書單中，王梅香發現張愛玲的兩本著作－－《秧歌》、《赤地之戀》，都是美新處日譯計劃的選書。「戰後的美國，要在日本深化民主與親美意識形態。東京美新處，為甚麼又要翻譯《秧歌》、《赤地之戀》這類港台文學作品？」

《秧歌》是講述土改之後，中國農民生活苦況的小說；《赤地之戀》則是關於大學生上山下鄉的戀愛故事。在譯書計劃中的「對外信息和教育計畫修正案」中，就可以看到東京美新處重視這兩本張愛玲著作，企圖日譯的原因－－《秧歌》內容觸及土改、貧農，與「反共」小說劃上等號，其日譯出版被日本官方機關「時事通訊社」視為「時事通訊計劃」的宣傳策略重點；《赤地之戀》亦同樣牽涉下鄉知青的題材，描述到共產統治的陰暗面，因此被「生活社」當作以中學生為對象的書目。有趣的是，無論《秧歌》與《赤地之戀》，有關的日譯版本都沒有刪減描述毛澤東祟拜、批評美國的情節。王梅香補充，這是區域政治下，一種「理解中國」的媒介、方式。

在整個張愛玲作品的傳日過程，香港一直擔演著重要的角色。王梅香援引日本中國文學、台灣文學學者藤井省三的觀點，將香港傳播張愛玲作品的過程分為兩大時期：「第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屬於區域政治下的文學翻譯，日本透過書籍認識張愛玲；第二次是透過香港電影，結合書籍與學者的推介。」事實上，《秧歌》與《赤地之戀》兩本著作，就是張愛玲於1954年，在香港寫成，分別透過今日世界出版社與天風出版社來出版；而許鞍華的《半生緣》，和八、九十年代起的張愛玲研究風潮，亦增加了日本對張愛玲著作的認識。

韓素音與葉錫恩：重構左翼政治想像

除了文學作品的在日傳播，香港左翼政治，亦是冷戰文化、文革文化另一個值得重視的主題。然而，「左翼」在香港的指涉涵義，遠比字面呈現的複雜得多。「左翼」以外，香港的「左」還包括「左派」、「左膠」等描述不同左翼群體的名詞。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徐啟軒就指出，香港作為短暫的殖民地（colony）、中西世界的「接點」（node），能發揮「同時容納共產中國左翼與各種形式左翼存在」的作用，「連結中文語圈世界（Chinese Speaking World）與西方地區的左翼思想」。因此，重新認識香港歷史上不同左翼光譜的價值，亦有其獨特意義。在「反思香港1950年代的左翼政治」這個題目中，徐啟軒就以韓素音（Han Suyin, 1916-2012）與葉錫恩（Elsie Elliott ,1913-2015）作研究例子。

韓素音本名周光瑚，是英國籍亞歐混血女作家，生於河南、在北京成長，對中國有一定的情意結，而且認同共產黨的立場價值。她曾經說過：「我只想為人民服務」、「像所有中間路線的自由派一樣，我反對國民黨」。徐啟軒就分析，韓素音對抗戰中國、中國人民的同情，是源於一種國際主義、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取態。「雖然是以英語為母語的英籍作家，但韓素音更多時稱自己是『亞洲作家』，反映出一種泛亞洲主義（pan-Asianism）的認同。」

徐啟軒認為韓素音是「鍾情中國，所以才『鍾情』香港」。香港，亦畢竟只是一個讓她過渡的地方（transition）。在她的首部小說，1942年的《目的地重慶》（Destination Chungking），就反映出一種西方獵奇式的、帶東方主義色彩的香港想像：「在她眼裡，香港是一座「奇怪的城市」（odd city），像是混雜了粵語、不同語言的「巴別塔」（babel）；同時，也是一個吸引的資本主義消費地，「讓她無法拒絕購物」。

1949年，韓素音來到瑪麗醫院實習，但除此之外，她並沒有在香港有過很明顯的政治參與，或實踐其左翼、親共產中國的政治主張。在1952年的《愛情多美好》（A Many-Splendoured Thing），她對香港的認知觀察亦有明顯改變。她形容香港是一個「冷戰窗口」（cold wars site）：既匯集中國北方的資本家，又有很多美國貨流通，經濟重心從英國轉往美國，更是冷戰時美方的情報機關。「此刻的韓素音，明白到香港再不是抗戰那時的社會狀態，變成一個有不同意識形態共同競爭的場所（contest ideologies）。」徐啟軒形容，這是左翼親共人士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的一種體現。

相對之下，前立法局議員葉錫恩，剛明顯是一個立場較強烈的左翼社運家。在家鄉紐卡素讀書期間，她加入了基督組織「Inter-Varsity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Unions」。1951年，她來到香港，希望為基層籌建學校，卻遭所屬教會反對，令她失望離教。徐啟軒相信，離教的經歷，讓葉錫恩將教會的傳教工作，當成一種只著重管治者利益的殖民手段；亦因此，讓葉錫恩開始投射打擊貪污，關注貧窮，幫助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暴動」示威者等的社會工作。

徐啟軒提出了「基督徒左翼」（Christian Leftism）的觀點，來理解葉錫恩的政治觀。在自傳《Crusade for justice : an autobiography》，葉錫恩就表現出那以基督信仰作解放精神的價值觀：「作為基督徒，我沒有階級差別之分。」（my code of Christian ethics knew no such class distinction）；她甚至批評當時的年輕信徒，「沒有她那一輩的激進，更因混淆主與英女皇的性質意義，才有尊敬後者的想法」（the younger missonaires mixed up their ideas of God for the reverence to Queen Victoria）。可以見到，葉錫恩把港英政府視作欺壓香港這殖民地的不公者；而宗教信仰，還有對左翼基層平等價值的推崇，就有可能成為她日後支持共產中國的主要原因。

六六暴動到六七暴動：夾縫裡的身分

從香港的「左翼」，談到香港的「左派」，就無法繞過「六六暴動」與「六七暴動」這兩件歷史事件。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黃淑嫻，就以「六六天星、六七暴動與香港文學」為題，以文學作品－－方龍驤〈迷失的晚上〉，略談動盪社會狀態，甚至「暴動」事件中的身分書寫。

「暴動」之所以被定性為「暴動」，是因為在衝突中出現的廣泛失控暴力場面，威脅人身安全、破壞社會安寧、更重要是衝擊政權的管治，動搖了人民對政府的認同與生活狀態的信心。事實上，「六六」與「六七」這兩場「暴動」，在負面定性背後均有其值得重視的來由背景：前者是因公眾反對天星小輪向港英政府申請加價，抗議、絕食無果，加上4位示威宿被捕，而激發起縱火搶劫等行為，被港英政府定義成「暴動」；後者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左派、親中共人士組織抗擊港英管治的鬥爭，使用汽油彈、土製炸彈等武器，帶來多名平民傷亡，而被視為作「暴動」事件。

六六與六七的出現，影響了往後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構成。在1995年舉辦，何慶基策劃的展覽「Hong Kong Sixties: Designing Identity, 香港六十年代：身份、文化認同與設計」中， 田邁修（Matthew Turner）的說話，就解釋了六七後，港英政府轉變管治態度，試圖建構有利管治的身分歸屬感的策略。「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藉著多種文康活動、重民生福利的政策，設計了一個適合殖民者管治的，新的香港西方身分，而這種身分，目的就是遠離中國民族主義。」套用羅永生在2009年〈殖民城市政治想像〉一文中的說法，這種六七暴動後的主流本土身分，就是以「搵食」為本的身分認同。

然而，〈迷失的晚上〉並沒有「六六暴動」的示威者，因不公打壓而激發的受制者身分認同；沒有文革思潮下的極端國族化身分認同；或是以上殖民主義向治下，去政治化「搵食」的身分認同。小說裡的主角「黐線成」，教育程度低下，一直在雜貨店工作。他只是在某個宵禁的晚上，不知就裡地捲入因天星小輪加價而引起的「暴動」衝突，無辜地被警察拘捕，更因無法以英語作溝通，懵然認罪，落得被監禁的下場。小說裡就有段為他「抱不平」的片段描述：「『哼』！那事情離開阿成真是太遠了！過海小輪，阿成一年裡真是難得過海一、二次⋯⋯小輪起不起價，真是關他屁事⋯⋯」

在此，黃淑嫻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在探討六六與六七時港人身分的文本中，除了國族或殖民身分，又有沒有提出過其他有差別（diverse）的，值得討論的地方？〈迷失的晚上〉中的「黐線成」，沒有身分歸屬的意識，無法發展殖民、國族或本土的身分認同，屬於一個無法歸邊，位處夾縫的邊緣人物；然而正是這種沒有身分認同意識，封閉無知的人，更容易捲進事件次中，被捕、需要服刑，身陷囚籠，承受社會拉扯、對立的創傷。「那些邊緣人物，所犧牲的比我們想像中多。」

「學苑」與「中大學生報」：從國族主義到文革話語

第四位發言的梁淑雯，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助理教授，她回應的題目：「『為（香港）人民服務』： 香港青年雜誌中的『文革』話語」，就選取了港大「學苑」與「中大學生報」這兩份青年雜誌的文章作例子，討論1966年到1976年間，文化大革命在香港在地化（localization），藉「話語」影響青年身分認同的過程。

如上一部分所述，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轉變管治態度，試圖從經濟民生、社福文康的途徑，建構有利管治的本土意識。然而，梁淑雯在此援引呂大樂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中，「殖民管治下的本土身分在1970年代才成形」的觀點，指出在1966、1967到70年代間，本土身分的過渡出現了一個「時間差」。而就在這個「時間差」中，出現不同的「國族運動」－－像釣魚台運動、中文法定運動、認中關社思潮、反葛柏事件等，當中引發對身分的討論，就有助我們認識1970年代，本土身分的複雜性。

六七暴動激發了一代年輕人的反殖情緒。這班年輕人，就是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定義的「第二代香港人」－－即在戰後的嬰兒潮中出生，普遍懷有一個「想像中國」的情意結 。「六七」的出現，正好啟動了他們尋找「國族身分認同」的心理機制。然而，當時這種國族身分想像，還處於一種相當含糊曖昧的狀態：一方面，年輕人積極地反殖民管治，拒絕成為奴化機器；另一方面，大家對遙遠的中國未有深厚的歸屬感。

馮志強在1968年3月1日《學苑》的〈香港自治的前途〉一文，就流露出這代人的身分迷思。「我們既不能說自己是英國人，亦不肯定將來如何；但生於斯，長於斯，我們對這地方亦應有責任。」在這裡，他提出以責任感取代歸屬感，填補國族主義，對中國情感、無法自治的空虛，衍生出一種去共產中國、國族感與在地感互相鞏固的身分認同，當中那種對社會的責任感，亦能與文革「為人民服務」精神呼應暗合。「我們只要求香港的知識青年，不再在『歸屬感』這符號的世界裡彷徨⋯⋯我們正在徬徨於如何負起中國的責任，如何建立一個理想的中國，為甚麼不在徬徨之中，拾起當前對香港的責任，作為一種磨練與準備？」

隨著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這班結合國族感與在地感身分認同的年輕人，變得更願意擁抱中國，甚至認同文化大革命的意義，視之為服務民眾、能改變殖民不公社會的方法。宋恩榮在1971年7月1日《學苑》的〈母親的召喚〉一文中，就表達一種對中國崛起的自豪，參與文化大革命的嚮往。「流浪美國的孩子，他們是怎樣響應母親的召喚？⋯⋯也有不少孩子醉心革命，說要如何的策動香港、台灣的無產階級革命。」梁淑雯認為，之後的認中關社運動，釣魚台運動，均是探討當時的香港，能否接受中國統一，實踐社會主義道路的延伸。「人民民主專政可以在港應用嗎？年輕群眾，無法被中國吸納，一直試圖威脅港英的管治。」

1973年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正正是將整個矛頭指向殖民政府管治的群眾運動。在1973年10月10日《學苑》時委會的聯合特刊中，年輕人終於將「文革話語」應用在青年的雜誌刊物。如「從葛柏運動看警方對社會性運動的阻撓」，甚至乎「反貪污運動必須進行到底！」，活脫脫就是文化大革命用語的在地銜接。梁淑雯形容，「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就是文革於香港的在地實踐。

然而，梁淑雯指出，作為群眾運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持。民眾的冷落，更令一代火紅青年反思。「所謂『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到底指向甚麼階層的人民，到底是『為誰服務』？」在1975年的《中大學生報》就有「真正的大學生不應虛偽，應該實是求是，服務大多數人」的討論。當中「實是求是」、「服務大多數人」，正正就是宣告運動轉化，需要擴闊「服務」群眾的想像，不能再停留在口號式影響群眾的層次，而是要走進廣大居民階層，引起更深入的討論，爭取更多社會中層如教師、護士的支持。至此，70年代青年的「文革」話語，不再鐵板一塊，而是更深入地思考挖掘。在1983年的《中大學生報》，王俞〈中文大學的本質〉一文就批評中大是「以經濟利益為前提而與殖民地統治者結合的資產者集團」，對準大學的校政管理方式，思考「為誰服務」、「如何服務」、「滿足哪些人需要」這些問題。

冷戰・文革・延伸的香港

最後，樊善標教授總結這場研討會的幾個重點：王梅香教授對張愛玲日譯的研究，突顯了香港與日本一樣，作為美國在冷戰中重要的亞洲都市地位；黃淑嫻教授以方龍驤〈迷失的晚上〉為研究文本，探討文字表達，超出政治論述的可能；梁淑雯教授的題目，更是令他感到驚喜。「學生報與社會的關係，可以若即若離，當中也有很多實驗性的想像。同時，他們論述、話語的代表性，仍值得有更深入的梳理。」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與文化學系副教授陳智德，亦對徐啟軒教授的分享甚有興趣，並在席上拋出值得思考的問題：用激進神學的角度，去論證五十年代香港外籍左翼代表的話，甘浩望神父，會否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對象？無論如何，冷戰與文革兩個重要時期，均主導著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的進程。當我們不斷分析當時文學作品、左翼人物與社會文化氛圍的時代意義，就能補遺、重認更多的歷史碎片，在消逝的靈光中，探尋到應對當下難關的線索。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