閰連科 X 蔣方舟︰我在困境與虛無繼續寫作

在困境中如何活著是人類永久的課題。在這個夏天，香港人就像西西弗斯般，在困境中不斷掙扎。而在香港貿發局主辦第三十屆書展中，正好以「在無盡的困境中活著與寫作」為題，邀請到閻連科及蔣方舟，大談「困境」、「活著」和「寫作」。

時代的困境，作家的工作

閻連科說每個人的困境都不一樣，他提起三宗內地新聞，分別是陝西漢中的張扣扣，為報二十二年前鄰居殺母之仇而殺人的案件；雲南兩名黨員不願被提拔而受到處分；以及，九十一歳老人因為家裡地被無償佔用修路了，投訴後被「打黑除惡」。「這就是我們生存的困境。」他續說，「我們會同情，會仇恨，而這些事情永遠困惑著我。」閻連科指縱使這些事情和他無關，但因為內心的良知和是非觀，所以這些事依舊是寫作人的困境。「在這個非常荒誕，非常複雜的社會裡，我想最痛苦的人是有是非觀的人。因為他們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但有時卻又甚麼都做不了。」知識份子縱使知道對錯，但卻無力解決。

更大的困境，則是有自由的理想。他舉出了魯迅的《阿Q正傳》中的阿Q，儘管有非常多值得嘲笑、指摘的地方，但也有一點點的理想，而這正正落入我們的困境之中。「我們內心還有一點點的良心，希望我們的世界會改變，而我們總是把希望寄託在變化，結果我們就變得跟阿Q一樣。」閻連科提出，若果我們對世界完全絕望，反而是不會落入困境的。而我們正是相信世界會改變，才會落入困境。而這種想法很普遍。閻連科提到耶穌，「有人問耶穌為何可以原諒大多數人，他說是因為你們大多數人心中是充滿光明。而我們也是在這大多數人之中。」而這正是我們這時代的人的困境。

而其中，面對時局上、政治上的困境，文學家自有工作。「我們沒有和政治家一般江山上的包伏，文學家只需要寫出一篇自己和讀者滿意的作品。」但相比於江山，更愛家鄉。「我們在非常普通的生活中明白親情。」卻為文學家帶來更大的困境，就是他們的寫作無法脫離他們的處境。「愛得太具體了。」作家關注家鄕、親人、貓狗，甚至最底層困苦的人，困境同樣會出現。「愛得太少了。」而其中，作家只能改變微小的事，而無法改變巨大的事。

「而我們最多的困境，當然是活著。」對於生存產生的諸多困境，閻連科認為我們具有自行選擇進入還是離開的權力。「我們今天活成好與不好，都是我自己的選擇，沒有人把你推到這個境地。你非常知道你所不要的事。」他選擇了寫作。「我們都說，最糟糕的事情是讀書多但不多加思考、沉默。」所以他選擇了用寫作去發聲。「我想我過的生活已經非常好了。在困境的活著，在困境中寫作。」

人的困境，人的工作

蔣方舟提起自己朋友接受磁力共振的經歴，說他在接受前收到醫生給他的清單，問他有沒有曾經在身體植入東西，而上面列出三十多項可以植入的東西。「他說，我們人並不會因為自己定了耳釘，而感覺到我們喪失了百分之零點零四的自我，因為覺得那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身體的百分之二十的器官都被換掉的時候，那麼你還是你自己嗎？」

她講到「忒修斯之船」這個有關人類同一性的哲學問題，放到人的身上。「當我們身體的每器官都被換掉的時候，當我們不太確定自己還擁有自由意志的時候，我們還是我們自己嗎？」在蔣方舟眼中，這正是人類的未來。「想到這裡，我就覺得我們現在處在非常非常無聊的時間。」

這種無聊源自於人類對世界理解的增加。她引用馬克思．韋伯的說法，「我們生活在一個去魅的世界。」去魅，意思是世界不再神秘，結果世界不再好玩、有意思。「人們發現大自然只是一個客觀存在，我們可以有無數的客觀規律來解釋大自然的樣子。」她續說，所以在科學進入的初期，人是充滿主觀能動性的神秘，而大自然是客觀的。「可是漸漸的，我們發現我們的身體不神秘，而面臨的更大的困境就是發現連我們的大腦也不神秘。」

她提到創業者一直在追求開發人的欲望，推動消費，把人的意志變成愈來愈無聊、簡單，可控制。而社會正是順應這種操作，人們不斷消費。「你發現在那一瞬間，你似乎不是你自己，你的行為被種非理性的東西在操縱。」另外，長期工作令人類和大腦相處的機會和時間愈來愈少，人變得和工作血肉相連，「我覺得在意義上，人也變得無聊。」

「你會發現很多這時代最聰明的頭腦很早就發現了這種無聊。」蔣方舟引述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中主角薩賓納是一個懷疑論者，她一直懷疑生命中的一切意義和情緒。所以當她臨死時，她有點感慨，「壓死薩賓納的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她續引昆德拉，指他發現人不是自然和歷史的主人，歷史總是會跟他開殘酷的玩笑，例如選錯政客上台。人被非理性所控制，「地球在沒有主人的虛空當中前進，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蔣方舟發現時下愈來愈多年青人自稱虛無主義者，他們否定一切利益，指社會參與、歷史、生命沒有意義。「但到後來，我就跟他們說所謂的『虛無』，其實某種程度上只是懶惰。」懶得關注、評價、參與。而他們選擇虛無主義的原因，她認為是因為「『虛無』顯得他們很聰明。」她認為只要在政治或歴史上作選擇，都有機會錯判。「但如果你選擇虛無，說一切都沒有意義，就容易顯得非常聰明。」

除此之外，她認為人們之所以選擇虛無主義，是因為選擇令我們痛苦。「當你關注他人的痛苦的時候，你不可避免的覺得憤怒、痛苦。」但當幸福感建立在無知之上，幸福感只會變得不重要。而因為在這資訊充斥的年代，人可以選擇幸福的資訊，「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其實種幸福就僅僅是幻覺而已。」

「我們為甚麼會覺得困境，是因為我們選擇了痛苦。面前有兩條路，一個是虛無的幸福，另外是真切的痛苦。但其實你會覺得沒有一種完美的選擇，都是有所犠牲。但是選擇真實的痛苦，其實是一種智者的特權。而且這是唯一把我們和機器有區別開來的方式。我覺得只要你會因為他人的痛苦而有同感，只要你持續的關注，只要你熱愛讀文學，你喜歡從文藝作品當中就獲知那麼一點點他人的和你無關的痛苦的話，那麼你就永遠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