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乜1987年為鍾玲玲訪問，最初沒有答應，後來又轉為應允。 每趟鍾玲玲接受訪問，話題總離不開「保釣」事件，舊事重提了這十數年。她反而說，「其實不算是什麼，很多當時真正搞運動的人看了我的訪問，準會笑死了。這麼芝蔴綠豆小事，也長年累月掛在口邊的。」 當時的人認為她是不入流的，「右派罵我左傾，罵我是革命黨，左派罵我太前衛，當時剛好是文革之後，他們都說我生活不夠純樸。」鍾玲玲當年在邵氏當過整整一年場記，也曾跟邱剛健拍風月片，但她說自己並不適合。後來她也有寫詩，但不認為自己是作家，她說自己只是個寫稿人。陳乜說鍾玲玲有一雙不快樂的眼睛，她說，「在你以為我不快樂的同時，我並不感到不快樂。只是，不快樂是累積的，這與我的家庭環境，從少的生長過程有關。」那年訪問，他們走出越南菜館時，鍾玲玲額頭兩腮都喝得駝彫彫的，她還是說：「別給自己壓力，我知道寫我是挺難的，這麼瑣碎，我不介意，反正說話是最空虛的 ……」

近月來政治打壓令人發寒，政府傲慢依舊，警察肆意襲擊市民且無任何代價，香港文學的未來並不樂觀。然而今天香港文學的面貌，亦有過去先行者所積累的貢獻，當時他們面對政治氣候的變化，例如文革，又如何面對？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與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的香港研究課程合辦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陳智德和林姵吟兩位學者研究的主題正好回答了上述的問題，在政治動盪時記錄下來，希望有助我們參照自身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