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遇上好時光：書與人的故事》——照我思索 可認識「人」——對沈從文先生的片斷回憶

照我思索 可認識「人」─對沈從文先生的片斷回憶

從1980 年8月認識沈從文先生，到1988年他去世，整整八年間，每次我到北京，大都會約同沈從文先生的親密助手王㐨先生和王亞蓉女士登門拜訪。八十年代初中期，我的主要工作是編輯事務，上京的次數固然多，每次停留的時間也較長，常有機會去拜候沈先生。上了沈家，不管有事無事，談正事還是閒聊，總耽擱好幾個小時。當時不懂得珍惜，未曾記下來，所談內容不免淡忘了。但是一些記憶還是深刻的。

頭一回見到沈從文先生，就令我感悟了文學的本質。

首次上京，其中一項工作是將剛剛出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樣書帶給沈先生。在王㐨先生和王亞蓉女士的引領下，來到前門東大街的沈家。一進門，穿着便服的沈先生從廳中的床沿上下來，一邊忙着找他的布鞋，一邊忙不迭向我們打招呼。團團的臉滿綻着笑容，神情稚樸而帶點腼腆。說話輕輕的，不帶一點酬世味道。倒是濃厚的湘西鄉音，要王亞蓉女士穿插着說明。王女士說明時，沈先生總是含笑望着我們，眼神帶着感情，神態活像個稚童。

面前大名鼎鼎的沈從文先生，給我的最初印象：純真、誠摯、和悅、自然。剎那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古話，從心裏蹦跳出來。作家與作品間連帶着的文學本質，似乎一下子也透露出來。日後，與沈老接觸多了，讀他的著作多了，了解他也多了。到現在，要概括我對沈先生的認識和感覺，還是初見時所得「赤子之心」的印象。人的直覺有時很玄妙，也很準確。在此以前，沈先生的文學作品，我讀得不多，興趣也不濃。關鍵是對他的文學思想境界認識不深，不懂得欣賞文學作品似平凡中的卓越、似平淡中的波瀾壯闊的道理。自己的興趣是近代思想，連帶對近代文學的認識，總傾向從史學的角度去閱讀、去理解，這是唸歷史的癖性。不自覺地，也對文學性質的理解變得狹隘了。

一個生長於湖南邊陲之地，整日與大自然打交道的野孩子，青年時代混跡於龍蛇混雜的軍旅；忽然靈光閃動，隻身遠闖人文薈萃的北京，浪跡於文學園地。三十歲後名氣漸顯，奠定在文壇的地位。中年由作家而晉身大學教壇，一身而兼作家、教授和文學刊物主編多職，享譽日隆。1949 年後打入另冊，離開文壇，擔任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講解員，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幾十年陰晴不定的政治空氣下，他長時間絕跡於文學界和教壇，苦心孤詣，自甘寂寞，從事文物的研究。這樣曲折的人生過程，這種甜酸苦辣的閱歷，在沈先生的行止容貌上，竟然沒有留下任何應有的世故和滄桑的印記。年過古稀，仍然一派純真，真是不可思議。這種純真，沒摻入一點造作，又不同於長於富貴、少不更事、不通世務的天真。沈從文先生保持着的，原是一顆赤子之心。

頃刻間，我明白了，只有這樣性靈的人，才會成為頭等的文學家。沈先生頭一回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天生的文學家。舉止以外，他談事情總像講故事，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幾十年間，見過不少不同的文學家，再未有人給我留下近似的印象。想像中的曹雪芹，也應該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會飽歷世變滄桑，窮途潦倒，仍意氣岸然，鍾情山水，遊於眾藝，才會寵辱不驚，成就《紅樓夢》這樣的人性刻畫深刻而仍滿溢性靈的偉大作品。

八十年代開始，我猛然醒覺，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別有天地，自此躑躅尋覓，至今不休，沈從文先生便是啟蒙者。

我參與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出版，已是後期的工作。中國向以「衣冠王國」自居，但是，不要說普通人，縱使人文學科研究者，對幾千年的衣飾流變，各類織染技術、紋樣藝術，可以說是不甚了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具體內容和見解，不僅讓我大開眼界，而且，該書主題雖云研究中國歷代服飾，涉及的卻是中國文明史的方方面面。沈先生通過服飾的研究，同時疏解了中國文化上不同層面的諸多問題，提出眾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該書對我最大的衝擊，是啟動我轉換研讀中國文化歷史的觀念，領悟了「雖小道亦有可觀焉」的道理。一直以來，我們所關注的文化史，其實是中國學術思想史，或者是中國哲學文化史，而非能籠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全方位揭示文明進程的文化史。

與沈老聊天，時時可聆聽他從物質文化方面去認識中國文明的見解。現今仍清楚記得，大概是第二或第三次見沈老，晚飯後，在他們位於朝內大街吉兆胡同的研究室，沈先生聯同王㐨先生和王亞蓉女士，為我們幾個門外漢，透過投影器，演示剛剛挖掘出來的江陵戰國文物。當晚，沈老興致勃勃，為我們解說。他的全情投入，相信就是十年故宮午門上作講解的樣子。雖然我對文物的認識仍是模糊，但因沈老一晚的講解，對春秋戰國時期楚文化的發達，對楚民族與楚文化構成日後中華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印象深刻。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如何摶成又如何壯大的問題，自此在我腦中縈繞。

當晚與沈老的不少對話，都記不住了。其中一問一答倒還是記得清清楚楚。我問沈老，何以衣飾紋樣，在戰國時期的楚，其藝術已臻這麼高的水平？沈老回答，這樣的服飾紋樣的設計者，不是日後我們所理解，是出於一般工匠之手，而應是出於當時的高級知識階層，是當時文化藝術的最高表現。看過了楚的衣飾圖案，聽了沈老的話，我衝口而出說，我們以往讀《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一語，曾理解為楚人有着南方之強的特性，有復國的決心，強調勇武。現在才明白，這句話的背後原來是文化的自信。這樣的一個晚上，真是當頭棒喝，從而使我理解到中國文化史絕不囿於文獻，絕不能局限於文化哲學的範圍，而是自有更寬廣的天地。這是啟牖我日後走上要從物質和藝術文物等諸方面，要從眼所及的事物和山川環境，去認識中國文明的途徑。這是一種觀念上的開竅。我們檢閱沈老的著作，自五十年代，他已不斷著文倡導「用文物知識和文獻相印證，對新史學和文化各部門深入一層認識，才會有新發現」，「五百萬卷書若沒有人善於用它和地下挖出來的，或始終在地面保存的百十萬種不同的東西結合起來，真的歷史科學是建立不起來的。」（〈文史研究必須結合文物〉，1954年10月）

同時，沈老竭力鼓吹「古為今用」，要讓文化藝術普遍深入社會大眾，以讓傳統文化藝術轉化成新工藝。他這種種見解，放諸五十年後的今日，依然振聾發聵。與沈老談話內容雖多淡忘了，但是如何保護好中國文化，如何令中華文化藝術讓更多人認識，一直是沈老所關心的話題。沈老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同時也是一個卓越的學者。大多數人關注他由文學轉向學術的理由，但我個人更重視兩者間他在思想精神上的匯通：對人的自然生命、民眾真實生活的終極關懷，對根植於生活的思想感情和文化藝術的執著。從這裏，我們就容易理解他自撰墓誌銘「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