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一生一事:做書的日子》——楊振寧先生的兩次新書發佈會

書序 | by  李昕 | 2023-11-06

如果說楊振寧先生是三聯書店的老作者,大抵是不錯的,八十年代他的第一本回憶性的散文集《讀書教學四十年》就是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後來北京三聯也在內地重印。只不過,那時我還沒有到三聯任職。


我第一次見到楊振寧先生,是一九九八年十月香港三聯書店為了慶祝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在香港合併五十週年,在香港中環三聯書店內舉辦的「店慶聚」活動,楊振寧先生作為嘉賓前來參加。那天我和他聊天了一會天,只是閒談,說些什麼現在已經忘記了。那天和他打招呼的人很多,我想他事後也不一定記得我。


此後多年我和他沒有什麼聯繫。倒是發現他經常參加北京三聯前總經理董秀玉組織的「香山文化論壇」並發表演講,常有一些引入注目的論點,乃至振聾發聵的意見。因此我對他是比較關注的。我覺得他不僅是科學家,而且是人文學者,如果有機會,三聯還應該繼續出版他的著作。我注意到,他在其他出版社出過自然科學論文集,稱為《楊振寧論文選集》,因為這類文章與三聯的出版風格不合,我便沒有向他約稿。但我一直期待他有散文隨筆一類的文章,可以結集出版。


二〇〇五年,我在網上看到一條關於楊先生的訪問記。當時楊先生和翁帆結婚不久,很多記者關注他們結婚後的生活情況、翁帆在幹什麼。楊先生說:「翁帆的英文很好,她在給我做翻譯,我原來一些文章是用英文寫的,自己沒力量去整理,現在翁帆幫助我翻譯成中文。」他還說,他覺得這些文章譯成中文給中國讀者看很有意思。我當時就想,這可能是一本新書。


我知道楊先生此時住在清華,也知道作家宗璞先生是他的好友。於是馬上和宗璞索要他的電話號碼,和楊先生直接聯繫,告訴他三聯書店願意把翁帆的譯文編成書出版。楊先生當時還沒有想過出書的事情,一聽我說,立刻愉快地答應。我對楊先生說,這本書可以署名「楊振寧著,翁帆編譯」,作為你們兩人合作的成果。楊先生聽了很高興,他大概也會覺得,他和翁帆結婚以後,兩人以合作編書的形式亮相,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


編輯這本書大約用了兩年時間,我們原本希望快一點出書,但因為楊先生對書稿精益求精,翻譯和編輯的過程很長,出版日期便一拖再拖。楊先生的嚴謹和認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這只是一本散文隨筆集,但是楊先生完全是以編輯科學論文的態度來工作的。他在每篇稿子上都加上了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科學符號,然後告訴我們,書稿的目錄和次序是他親自編定的,不可以隨意調換。對於文中,某個詞應當如何翻譯,他都曾與翁帆再三討論,反覆斟酌。他交給我們的是一大摞非常清楚、乾淨的列印稿,對我們說,這稿子我們可以複印一份使用,原稿要退還給他。


開始,我請一位女編輯為這部書稿做責編,但是,她忘記了楊先生講過稿子需要退還的話。她沒有複印,就直接在原稿上做起了編輯加工,標注什麼地方是一級標題,什麼地方是二級標題,什麼地方要空一行,什麼地方要改變字體等等,結果稿子被改花了。編輯室主任舒煒看到後非常緊張,跑來找我,說這樣恐怕無法向楊先生交代。他要求我更換責任編輯,於是我把書稿轉給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來在中科院讀過科學史博士的徐國強。徐國強因為有理科背景,所以他和楊先生的溝通非常順暢,反反覆覆和楊先生商量一些具體內容的修改,還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議,深得楊先生信任。也許是因為對我們的編輯工作滿意,退還原稿時,楊先生沒有計較那位女編輯留在原稿上的筆跡。


由於這《曙光集》是一本極有價值的著作,我們在出版時一定要舉辦宣傳推廣活動。我們在三聯內部商量了一下,決定在新書出版時,就在三聯編輯部樓下的韜奮書店開發佈會。這個書店有一塊空場,大概可以容得下百來人。我們過去經常利用這個空間舉辦新書發佈活動。


我請徐國強給楊先生打電話,告訴他發佈會的基本程序和安排。特別說到,有一些關鍵人物要楊先生親自出面邀請。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了。


楊先生是極認真的人,也有幾分書生氣。他曾詢問會議需要邀請多少嘉賓,徐國強告訴他多多益善,楊先生就當做一件大事來做了。他真不愧是嚴謹的科學家,開列名單一絲不苟,用Excel表,編着序號,寫了好幾十人的名字傳真過來,名單上全是大人物,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有很多位,部長有很多位,大科學家也有很多位。當時我在黨校學習,徐國強把Excel表傳真給我時,我嚇了一大跳,看到排列在最後的一位被邀請人是江澤民。


我知道楊先生誤會了,馬上直接給他打電話。我對他說,新書發佈會不是這樣的開法,會場就在三聯自己的書店裏,沒有那麼大的排場,也請不了那麼多的嘉賓,真請來了,也沒有地方招待呀。到場的嘉賓、讀者和媒體人總共百十來人,至於嘉賓,只需要「您請三五位好友足矣」。楊先生聽了如釋重負,連說這樣最好。他說開這個名單可把他累壞了,挖空心思才想出這麼多人名,一直在抱怨我們給他出難題呢。


最後楊先生重新確定了嘉賓名單,他邀請了人大副委員長周光召、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鄧稼先夫人許鹿希、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總裁潘國駒,三聯方面則邀請了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聶震寧、中科院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劉鈍等,再加上楊振寧夫婦親自到場,陣容已十分強大。


但這次新書發佈會開得並不成功,對我們是一個教訓。我們驚動了楊先生自己請人開發佈會,但沒有特別設計場地,結果秩序很亂。開會時,書店裏的讀者一聽說楊振寧夫婦來了,一下子就圍上來,人滿為患,小小的場地擠得裏三層外三層。會議的設計是,開始由我代表三聯致辭,接着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聶震寧致辭,然後是周光召、顧秉林、許鹿希先生發言,最後楊振寧先生講話,大家都講完以後自由提問。因為我們沒有策劃和設計,讓下面的觀眾和媒體隨便發問。當時楊振寧先生和翁帆女士結婚不久,讀者和媒體還在好奇之中,結果提問中所有的話題都針對楊振寧和翁帆的婚姻,而且有人的問題問得很討厭,比如問楊先生:「你比翁帆大那麼多,那麼你死了以後同不同意翁帆再嫁?」楊先生的風度和涵養令人敬佩,他只淡淡一笑,很坦然地說:「再嫁,沒問題。」結果第二天好幾家報紙都是以「楊振寧同意死後翁帆再嫁」為大標題。事後我到網上搜索,發現這場新書發佈會白開了——在網上幾天內就有幾千條報導,居然很少有人提到三聯書店、提到《曙光集》這本新書。


這事我沒敢告訴楊先生,怕他失望,怕他傷心。我對楊先生心懷歉疚,不敢說,只是偷偷地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諸如請他出來參加中國出版集團在鄭州舉辦的讀者大會介紹《曙光集》,給他安排記者單獨參訪,並為他聯繫在一些大學做演講等等。楊先生很隨和,只要時間許可,他總是盡可能滿足我們的要求。由於他的配合,《曙光集》銷售得很不錯。


《曙光集》出版後,我們仍然和楊先生保持聯繫,希望出版他的新書。


有一次,楊振寧先生來電話約我們去清華高等研究院,他和我們商量,說台灣記者江才健寫了一本關於他的傳記,題為《楊振寧傳:規範與對稱之美》,這本書在台灣出版過,在大陸沒有出,他說很希望這本書有大陸版本,問三聯能不能出?我們表示,看看書再做決定。


我們幾位編輯都看了一下,發現此書雖然是楊振寧的完整傳記,但全書的重點,顯然是放在「楊李之爭」上面,也就是說,全書涉及楊振寧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在誰先發現「宇稱不守恆理論」方面的爭論用筆非常多。我們雖然早就知道,楊李失和,他們的矛盾在專業圈內早已不是秘密。但是他們之間的爭論,我們的印象是還沒有在國內的大眾出版物中公開披露。我們直覺是,既然李政道先生沒有發言,那麼楊振寧先生也不適合率先出來講這個問題。三聯也不該首先挑起這個話題,畢竟楊先生和李先生都是國人格外敬重的大科學家。所以我們把書稿退給楊振寧先生,告訴他,這書恐怕暫時不適合出版。


那天,楊先生顯得不是很高興,他皺着眉頭,很用心地聽我講完目前不適合出版的理由,對我說:「其實這個問題,李政道早就公開講過了。」說罷,就轉過身,從書架上拿出一本書給我,那是甘肅科技出版社出的《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我翻了翻,書裏面確實都是關於楊李之爭的文章。再看版權頁,只印了兩千冊。我說:「這本書能有什麼影響?恐怕沒有幾個讀者能看到它。」所以還是沒有同意出版江才健的書。這一次,楊先生顯然對我們非常失望。


今天看來,我們當初的印象和直覺並不正確,所以婉拒江才健的書,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當然這也是因為楊先生並沒有告訴我,「楊李之爭」事實上早已進入大眾視野了。如果他這樣說,也許我立刻就會改變想法。我孤陋寡聞,沒有注意到李政道曾在二〇〇三年四月三日的《科學時報》上發表長達兩萬多字的答記者問,對江才健在台灣出版的《楊振寧傳》所講述的「楊李之爭」做了極為激烈的抨擊,使楊李之間的矛盾早已經成了大眾話題。而且,我當時沒有研究過楊李之爭的相關材料,不瞭解楊作為兄長,長期以來一直在與李的合作中扶植和提攜李的情況,因而沒有體察到李貶抑楊在合作中的作用,使楊心中有許多難言的委屈。而另一方面,正是因為江才健的書在大陸尚未出版,讀者無從知曉楊振寧的觀點卻偏偏獲知了李政道的態度,而楊振寧本人又沒有做任何回應,所以一個時期以來,楊振寧遭受了很多誤解,使得讀者的同情明顯偏向李政道一方。如果我們在此時出版江才健的書,倒是可以讓讀者從另一個角度瞭解「楊李之爭」的事實,或許可以有助於平衡一邊倒的輿論。可惜我那時未能這樣做,想來真是愧對楊先生。後來,我曾專為此事寫信向楊先生道歉。但楊先生好像並不介意,沒有深責我。


不過,在《曙光集》出版兩年以後,我還是有機會彌補了自己的過失。


二〇一〇年季承出版了一本《李政道傳》,據說,此書是經過李政道先生本人審定的。書中涉及「楊李之爭」,作者完全站在李政道的立場上,強調在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中,李政道做的貢獻比楊振寧大。李政道不但提出了基本設想,而且還通過激烈的辯論說服了原本持反對意見的楊振寧,最後李邀請楊加入研究,承擔了一些計算方面的任務而已。這一說法和楊先生對當時情景的描述完全不同。這時候我感覺到楊先生一定有話要說,而且輿論界也需要有楊先生的聲音。


季承的新書剛剛出版時,我給楊振寧先生打電話。我說了兩層意思。一是問他,是不是看過季承的書?是不是願意接受訪談?如果願意,我可以請《三聯生活週刊》派記者。但楊先生說,訪談就不必了,他或許會寫一篇文章來回應;另一層意思,是我對他說,如果他想出江才健那本《楊振寧傳》,現在可以考慮了,但是這本書是舊書,二〇〇二年台灣的版本,如果現在出,請作者修訂補充一下才好。我覺得,連楊先生和翁帆結婚都沒寫進去,作為楊先生的傳記顯然是不完整的,不修訂仍然不適合出版。楊先生說,找江才健修訂沒問題,但現在還有一個人,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楊建鄴另寫了一本《楊振寧傳》,你們也可以考慮,如果是為了回應《李政道傳》所講的「楊李之爭」,那麼這本書基本上也說清楚了,而且作為完整傳記,它在內容上還更豐富些。我知道楊建鄴先生既是很有名的科普作家,又是物理學的專業人士,對楊先生的學術有比較深刻的瞭解,他寫的一本,文采不一定比得上江才健,但描述和評論可能會比較內行。我問楊振寧先生:「您說這兩本書哪本更好?我來出版。」楊先生說希望兩本都出。我說,這恐怕不合慣例,三聯只能選一本。他說,那我說不出來,你自己定吧。


我沒辦法強求楊先生給我結論,正在猶豫之間,編輯徐國強說可以找楊先生的一位朋友幫忙。此人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陳方正先生,他在三聯出了一本《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是寫科學史的著作,反響非常大,得了好幾個大獎。他是楊振寧先生很好的朋友,此時正好來北京。我們就請他跟楊振寧先生聊天談這件事。後來,陳方正去問楊先生,如果這兩本傳記只有一本能留下來成為傳世之作,你希望是哪一本?楊先生說希望是楊建鄴那一本,因為這個人懂科學,對他在科學上的貢獻理解更透徹。陳方正先生把楊先生意見回饋給我們以後,我們馬上決定出楊建鄴的《楊振寧傳》。我們的決定一作出,江才健的那本《楊振寧傳》立即被廣東一家出版社拿走。看來我們的動作還不算太慢,還有優先選擇權。


二〇一一年九月,楊建鄴的《楊振寧傳》出版,又要開新聞發佈會。為了防止出現混亂場面,這次我們汲取教訓,把會議地點安排在華僑大廈,不發任何通知,不讓外面的讀者隨便參加,只是組織了三十多個媒體。當然這樣的會議也需要有一些讀者到場,怎樣請呢?我們與青年科學工作者的組織「科學松鼠會」聯繫,希望他們派代表。因為楊先生是科學家,同時請來的嘉賓還有專程從香港飛來的數學大師丘成桐先生和科學史專家陳方正先生,以及當時已擔任國際科學史學會主席的劉鈍先生,他們需要和懂得科學的讀者對話。而科學松鼠會裏面都是一些搞科學研究的年輕人,大多是博士、碩士,這些人不會像有些無聊的媒體那樣只關心無關痛癢的問題。


開會前,我們特別慎重,專門搞出一個策劃方案去向楊先生匯報。楊先生對我們的策劃很滿意,但他也很警惕,我們告訴他這個發佈會要請科學松鼠會的負責人姬十三來主持,楊先生馬上問我:「他們會不會提一些UFO或者特異功能之類的問題?」我說科學松鼠會是很嚴肅的,楊先生才放心。會上,科學松鼠會來了三十多人,加上記者一共有六七十人。互動提問,我們讓科學松鼠會事前準備,他們擬定的題目事先都給我們看了,共三十個題目,在這個範圍內的題目可以隨便選,但不要出圈。最後問的問題都比較嚴肅,大多和科學家的治學和成長道路有關,楊先生、丘先生也回答了很多人生方面的問題。那場活動我們叫做「對話大師」,對話從頭至尾都很精彩,事後網上和紙面媒體的報導也很集中,關於《楊振寧傳》的報導也非常多,促銷作用很好,完全達到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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