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一生一事：做書的日子》後記

這是我第二次動筆寫回憶錄。上一次，是在五年之前，我寫得非常簡短，只七萬多字，等於給自己的出版生涯列出了一個提綱。其內容大約相當於一篇長長的隨筆，所以我最初是準備將它編入我的一個隨筆集出版的。沒想到蒙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的胡洪俠兄及汪小玲女士不棄，竟然把它當做一本小書單獨出版，書名叫《做書的日子：一九八二至二〇一四》。今天看來，那本書的確是過於簡略，許多重要的事情都沒有記錄下來。

當時我之所以動了寫回憶錄的念頭，還是因為受了老作家邵燕祥先生的啟發。我二〇一四年退休以後，陸陸續續寫了一些隨筆，講述三十多年「做書」背後的故事。文章完成後，我常常會寄給我特別尊敬的燕祥先生恭請指教。一次我到燕祥先生府上拜訪，他對我說：「讀你的文章，知道你經歷的事情不少。你應該系統地記錄下來。」我笑說：「寫回憶錄嗎？我還沒到年齡呀。」但燕祥先生卻說：「你可要抓緊呀。如果等你『到了年齡』，很多事就記不清楚啦。這事我是有教訓的。」他的話促使我寫了那本七萬字的小書。現在回想起來，我需要感謝燕祥先生。因為如果沒有那七萬字作為基本線索，這本厚度增加幾倍的新版回憶錄不可能順利完成。

當這本書完稿時，有人問我：「你寫這本書的目的是什麼？是總結自己，還是啟發同行？」我回答說：「可能兩者都有吧。」

從總結自己的角度說，我感到退休以後，自己的心態傾向於懷舊，主觀上也有寫回憶錄的動力。記得有一次，我為了重新編輯一本馮驥才先生十幾年前曾經出版的舊作，向大馮索取樣書，他在電話中嗔怪我說：「這書是你自己編的，怎麼會連樣書都不留？」他說：「我告訴你，你做了一輩子編輯，等到退休之後，最大的滿足就是欣賞自己編的書！你編過的書可要好好地收藏起來呀！」這些話，我當時聽了，並沒有很深的感受，但是今天，自己的確是像大馮說的，經常在「翻書憶往」，對着家中的幾組大書櫃發呆。我知道，這些書，記錄了我最重要的幾十年人生經歷，不僅滲透着我的酸甜苦辣種種體驗，同時也凝聚着我對歷史、現實和人生的思考。它們就是我人生價值的體現。我屬於曾經受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影響的那一代人，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人生不可虛度」的名言記憶尤深，常以此自我鞭策。而今，在我編輯生涯告一段落的時候，我的確需要給自己走過的道路理一條線索，做一次盤點，進行一次至少是階段性的總結，也算是對自己的一次考試。當然，面對我曾經手（即以各種方式參與編輯出版過程）的三千本圖書，因其總體上已被社會、文化界和廣大讀者證明是有價值的好書，對於繁榮文化、傳播知識、促進社會思想啟蒙發揮了一點作用，我的自我考試是及格的。我感到自豪和滿足。儘管我一生沒當什麼官，沒發什麼財，沒成什麼名，我也仍然覺得，這輩子過得很值。特別是作為一個讀書人，我一生和自己喜愛的圖書作伴，從中不僅汲取了太多的營養，而且獲得了太多的樂趣。人們說，所謂幸福，就是快樂地生活。我無疑是一個幸福的人。

若說是啟發同行，我倒是不敢誇口說自己有什麼經驗可以介紹。在中國當代出版界，我屬於「生正逢時」的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特別幸運的少數人。我曾多次說過，做出版是需要有好平台的。而我先後在四家最著名的出版機構（人民文學出版社、香港三聯、北京三聯和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享受到這些出版平台帶給我的特殊資源和特殊便利條件，時代和環境的雙重因素，使我有機會做成了一些別人或許難以做成的事情。所以我並不認為，那些所謂的「成功」就能給同行多少啟發。但是我的「不成功」、我的失誤也不算少，一些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因為我個人的種種原因，而留下遺憾和懊悔。有朋友讀了我的書稿，說我這本書記錄自己內心的遺憾，可能比起表達欣慰和滿足還多些。我想，或許正是這些內容，可以幫忙同行們引以為戒。

今年是我從事編輯工作的第四十年，這本書是我四十年工作經歷的紀錄。它的視角當然是個人視角，我知道這自有其局限性。世人皆知，編輯總是需要與人合作的。好書通常不是一個編輯單打獨鬥的成果。一個好漢也需要三個人幫。我曾見到有老編輯寫回憶文章提及自己編了某某有影響的作品，因為沒有或較少提及他人在其中的貢獻而招致同事的非議，以致於引起朋友反目。我極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一直對於幾十年來在各種情況下支持我的同事懷有感激之情。所以我在寫作時盡量注意，在一些有必要提及同事成績的時候，加入他們的名字。但是，由於這畢竟是一部個人回憶錄，受到敘述角度和文體的限制，我言及同事對於某書某事的貢獻，仍不可能詳盡敘說，有時只是寥寥數語，甚至一筆帶過。我希望這些同事可以從他們的角度，對我的回憶做出補充，這樣便可以對一些重要的場景進行立體還原。

這本書，寫的其實還都是做書背後的故事，但我試圖用故事說明自己的一些出版理念。這些理念是多位前輩出版人以言傳身教留給我的，對我一生影響至深。例如什麼是三聯傳統的精髓，我是從老一代出版家藍真先生身上讀懂的，而且終身受益。我在書中寫下了自己對於一些出版理念的固執和堅持，這或許並不能被所有同事和同行認同。我承認這應該也屬於見仁見智的範疇。但是，因為我的作品以記錄事實為目的，對於已經發生的一些爭議和分歧，我也並不迴避，而將它們留給後人評說。不過，所有這些都對事不對人，那些不得不講的故事，我盡力將文字收斂，以講事實為主，少做評論，盡可能保持客觀。在這本回憶錄中，我用了不少篇幅，來敘述我們是怎樣在「歷史的夾縫」中做出版的。出精品，出好書是我的一貫追求，這是我們以自己的出版物開啟民智、促進社會進步的途徑。為此一定要設法呈現作者富有學術文化價值的精神成果，但在當前環境下，同時又要避免違反出版政策和原則。我一直在實踐着老作家王鼎鈞先生贈給我的兩句話：「改變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變的。」我認為，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文化理想不可放棄，個人努力不可或缺。

當年的七萬字書稿完成後，需要一個序言。我想到了劉再復兄。再復兄與我交往三十多年，我們相知很深。但是他很忙，要讀的要寫的著作太多。我有些不忍打擾，猶豫再三後，才把稿子發過去。附言請他寫序，囑他「書稿不必細讀，序言不必寫長，美言不必多說」。然而他幾天後便回覆了一篇激情洋溢的序言，說了不少令我愧不敢當的好話，使我感動不已。然而我更想說的是，讀者應能從這篇序言裏見出再復兄的為人和品格。在我結識的作家學者中，再復兄是一位永遠懷抱博大的仁愛之心的長者。他熱情、淳樸、善良，總是待人以誠，真情交友，內心常存感恩之念。所以他對我的那些美言，也可以看成是他對所有忠於職守的編輯們的讚賞和鼓勵。他喜歡和編輯交朋友，對於每一位曾經給予他一點微小支持的編輯，他都會心存感激。這些，讀者從他迄今出版了各種版本的著作一百二十多種，他仍然可以清楚地記起每本書責任編輯的姓名，就可以瞭解。我想起一九八五年我剛剛認識再復兄時，曾患一場大病，持續高燒一個月不退，在家休息，無法上班。一天晚上，忽然接到再復兄電話，他慰問我之後，告訴我他弟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需要內地買不到的外國藥品，可以讓他弟弟買了寄給我。我當時就流下熱淚，說感謝的話都泣不成聲。要知道，那時他已經是大名鼎鼎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而我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編輯！再復兄就是這樣一位令人敬重的長者，有他為我作序，我感到深深的榮幸。因為五年前這篇序言的內容，主要是談他和我之間的交往，對於增補重寫後成書的《一生一事》仍然適用，所以本書仍然以此為序。

感謝香港三聯書店葉佩珠總經理和周建華總編輯對我作品的認可。兩年前我曾經在那裏出版過《那些年，那些人和書：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這次他們又欣然接納此書，令我極受鼓舞。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張軒誦先生，他細心檢查了全部史料，幫我匡正和彌補了一些錯漏。同時我也要感謝香港的持恆基金。這家基金是為紀念三聯老前輩藍真先生（和持恆學友）而創辦的，我的兩本書在香港出版，他們都在經濟上給以支持。香港三聯和持恆基金為我所做的一切，都讓我時時感受到三聯人的深情，讓我倍覺溫暖。

最後，我還想說，感謝我的家人對我選擇編輯作為終身職業的理解和支持，也感謝讀者多年來對我所編所寫圖書的厚愛。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