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生長於湖南邊陲之地，整日與大自然打交道的野孩子，青年時代混跡於龍蛇混雜的軍旅；忽然靈光閃動，隻身遠闖人文薈萃的北京，浪跡於文學園地。三十歲後名氣漸顯，奠定在文壇的地位。中年由作家而晉身大學教壇，一身而兼作家、教授和文學刊物主編多職，享譽日隆。1949 年後打入另冊，離開文壇，擔任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講解員，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幾十年陰晴不定的政治空氣下，他長時間絕跡於文學界和教壇，苦心孤詣，自甘寂寞，從事文物的研究。這樣曲折的人生過程，這種甜酸苦辣的閱歷，在沈先生的行止容貌上，竟然沒有留下任何應有的世故和滄桑的印記。年過古稀，仍然一派純真，真是不可思議。這種純真，沒摻入一點造作，又不同於長於富貴、少不更事、不通世務的天真。沈從文先生保持着的，原是一顆赤子之心。

在40年代啟迪民智、救亡圖存的大文壇浪潮下，汪曾祺卻選擇了崇尚自然的浪漫主義文學，選擇跟隨老師沈從文的腳步，成為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真正做到了「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巋然不動」。

在「樹枝」上畫了什麼，這些選擇改變了甚麼，結果我們成為了甚麼，誰都不會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