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與寫作之間的自渡──曾詠聰《浮間舟渡》新書分享會紀錄

從《戒和同修》、《千鳥足》到《浮間舟渡》，幾部作品之中，都能看到曾詠聰以教師和作家這雙重身份出發，思考成長和教學，他的文字始終貫徹在教學場域中的內省溫度與對話渴望。在他的作品裏，對教育的詰問似乎是一種主調，在體制與理想、社群與自我之間，持續的思索與掙扎。2025年9月6日，他為散文集《浮間舟渡》出版，在界限書店舉辦新書分享會，邀得曾繁裕對談，討論文學創作教學。

教師的Ego、權威誘惑和「鈍化」的陷阱

對談剛開始，曾詠聰便以他一貫略帶自嘲的幽默語氣，刺進他身處其中、感受最烈的教育現場。他未有從新書的文本或書寫技巧切入，而是指向對他來說更核心、更普遍的困境──教育體制。

他說道，在教學場域，教師這個身份自然被體制賦予權威，很容易便在教室之中，獲得學生的注視，建構起一座巨大的＂Ego＂。他憶述起大學時期的散文課，那是一段極疏離與荒誕的經歷。「大學同學本來就很少見的，關係很疏離，有些同學讀了多年後，去到畢業禮也沒見過。」然而，比同學間的疏離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課堂本身。他講述了當時的教學模式：「課上，教授打開一個PPT，上面是教授自己的散文作品，然後他便讀起自己的散文……讀着讀着，他自己就哭了起來。他被自己的散文感動。接着最後那兩個小時就開始播電影。然後一堂就這樣就完了，整門散文課也就這樣完結了。」

這段描述引來聽眾一陣笑聲，但曾詠聰隨後提出的嚴肅詰問，這種單向的、沉浸於自我感動的知識灌輸，是否合宜的教學？這個過程，被他稱之為「鈍化」。他引用法國哲學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觀點，進一步解釋這個觀念：「在教與學之間，存在兩個意志，如果兩個意志是從屬關係的話，便是鈍化。」如果在這種教育模式底下，學生不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意志，而是會淪為一個被動的接收器，其自身的思考能力與批判精神，在這個從屬關係中被逐漸磨損與削弱，最終變得遲鈍。

這種「鈍化」過程的根源，正在於教師Ego的無限膨脹，他戲稱這是「廢老思想」。這種因權力而生的「廢老思想」無關年齡，就算是一個二十三歲、月入三萬六的新晉教師，在日復一日「我叫你站起來，你就站起來」的權力鞏固中，也極易自我膨脹，最終落入窠臼。

無知的課堂

為了抵抗這種權威的慣性和思想僵化，曾詠聰從朗西埃的著作《無知的教師：關於智力解放的五堂課》（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Five Lessons in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中找到啟示：一位法國教師，在法國大革命後被迫流亡荷蘭，在當地教學，而他只會法語，但他們學生只會荷蘭語，他們之間的語言完全不通。於是，他派了一本法文和荷蘭文的雙語對照本，沒有教授任何內容，然而，他的學生竟能自行研習，並就課堂內容開始討論。到學期完結，學生甚至能用法文討論，寫出像樣的報告。曾詠聰認為，真正的教育並非單向的灌輸，而是創造一個平等的環境，兩種平等的智力，共同面對當前的知識。他笑言，他學校的副校長曾戲稱他的課堂是「全校最沒有紀律的」──學生可以隨意走動，可以即時反駁，甚至質疑。他反思：到底課室裏哪些學生正在學習，是安靜坐着點頭的學生，還是走來走去那些學生？我們其實無法分辨。

他更分享了自己修讀教育文憑（PGDE）時遇到的經歷。其中一門課，一位老教授問道：「如果你上課時寫錯字，有個學生指正你，你應該怎樣做？……千萬不要承認。你要說有另一種寫法。」而另一門課，一位日本教授卻給出截然相反的答案：「課堂上，如果你做錯某些事情，你應該即時鞠躬，告訴所有學生，我做錯了，但我會認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死不認錯」與「真心承認」，彷彿是兩種教學哲學和教師＂Ego＂的擺位。他顯然選擇了後者，一種更為真誠、更願意放下身段與學生平等對話的姿態。

用多元教學活動解放智力

在分享會的下半段，應聽眾要求，他展示了他文學課上的課堂活動，藉此窺見他那「最無紀律」課堂裏的活潑與巧思。學生會在家中先觀看老師預錄的教學影片，初步了解課題，回到學校的課堂，則是討論、互動的時間。

曾詠聰以周邦彥的《齊天樂・秋思》一課為例，展示以流行音樂引導學生理解古典文學。他請學生分成兩組，一組分析周杰倫的《煙花易冷》，另一組分析《東風破》。學生要像推銷員一樣，「推銷」自己負責的歌曲，向老師闡述其意象之美、情感之深。在學生對自己歌詞中的景物意象與情感轉化有了初步的體會後，他再拿出「終極大佬」──麥浚龍的《櫻吹雪》。這首由林夕填詞的歌曲，歌詞中的典故極度密集，很難理解。學生需要像做大學研究一樣，分組探討《櫻吹雪》中的佛教意象、文學典故等。最終回歸到《齊天樂・秋思》中「景物意象如何化成感情」的核心。

作者的窘迫與漂浮的寫作群體

話題從喧鬧的教學現場，轉向個人創作時，曾詠聰和曾繁裕都提到作為「香港作家」的窘迫。曾詠聰坦言，他曾經很介意在講座介紹中，自己的身份先被介紹為「中學教師」，然後才提及他的寫作經歷。他覺得他的寫作生命比教書更重要，但隨着時間，他慢慢接受了這種雙重身份的共存，甚至覺得因為文學，他的教學才有了更高的平衡。

然而，作為「香港作家」的身份，依然讓他備感焦慮。曾繁裕分享了他在丹麥的一段經歷：他參加了當地一位作者的新書發佈會，現場人頭湧湧，氣氛熱烈，後來才發現，台下觀眾幾乎全是作者的朋友。他突然之間覺得這件事很悲哀，文學好像不能夠接觸到文學圈以外的大眾。這個觀察，也刺中了曾詠聰的痛點。他說當有心懷文學夢的年青人熱切地向他請教如何出書、如何讓更多人看見時，他內心充滿了矛盾與掙扎，每次告訴他們如何做的時候，就好像在導一個人邁向絕望。這份苦澀的坦誠，道出了在香港社會中文學的商業價值低微、讀者群體萎縮的當下，許多本地創作者的無奈與蒼涼。他笑道，自己的書印量不過千本，還時常被編輯催促把倉存領走，這種現實與外人對「出書」的浪漫想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兩人亦談及香港文學社群的生態。與日本、台灣等地文學聚會的恆常與熱烈相比，香港的文學交流似乎更依賴個人機緣，缺少一個穩定的公共空間讓創作者碰撞火花。在香港文學場域，創作者好像都沒有太多聚會，很多時候都是圍內自辦，玩完之後就是那批人熟了，就繼續進行。這種狀態，恰如個體在汪洋中獨自漂流，像《浮間舟渡》這個書名。

日常與回憶的凌亂

回到新書《浮間舟渡》本身，曾繁裕道出他的觀察：他認為這本散文集最大的特點是其「日常感」，書中對動漫、商場、流行文化的描寫，能輕易與年輕學生建立連結。與此同時，他又指出，書中跟《千鳥足》相似，都貫穿着一種「對回憶的執迷」。

曾詠聰對此深有同感，但他覺得《浮間舟渡》的散文作品試圖在書中超越單純的懷舊，這種超越，便使得《浮間舟渡》比前作《千鳥足》更為混亂。他以書中一篇談及「輕生」的文章〈思想實驗〉為例，他寫的是自己小時候的記憶：他目睹同校學姐企跳，在下週的週會上，視藝老師被逼上台，解釋由校方推測的「學生企跳原因」。雖寫記憶，但他更想探討的是，為何當時的大人與制度，似乎在默許甚至助長這種「逼小朋友去死」的氛圍。他將個人記憶與當下的社會現實扣合，透過回憶童年目睹學姐企圖跳樓的創傷，去詰問我們今日應如何面對年輕一代日益嚴峻的精神健康危機。他反抗那種「你長大了就會明白」的長輩式的論調，堅持用文字書寫這個正在劇烈變動的世界，即便這意味着自己或終將成為下一代眼中的「老屎忽」。

這種回憶過去，源於一次飛往馬爾代夫的旅程。在低飛的機艙中，他俯瞰下方島嶼的燈火，心中突然浮現一種哲學的叩問。「當我們在無限的時間和無限的空間中，我們的存在到底有什麼意義？」他說道，「我不認識他們，他們不認識我，然而我們因為在無限的空間和無限的時間中，那一秒相遇，好像有了存在的意義」這種對個體存在之渺小與偶然的深刻體會，讓他最終選擇了在日本交流時看見的車站「浮間舟渡」為書名──在漂浮不定的生命旅程中，坦然接受一切的偶然與流逝。

自成一渡

座談會的尾聲，曾詠聰回憶起自己獲得第一個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那首得獎的詩，投稿前曾被一位文學雜誌編輯以「太過日常，沒有任何公共性」為由退稿。在極度失望之下，他一字不改地將詩稿寄去參賽，最終卻獲得了獎項肯定，從此才慢慢在文壇嶄露頭角。文學創作充滿了許多或然性，只要一直寫作，最終可能都會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

從課堂上的身位重構，到寫作中的身份焦慮；從對回憶的挖掘和抽離，到對存在意義的哲學思辨，這場分享會展現了一位香港寫作人、教育者的真誠、掙扎與堅持。《浮間舟渡》這本書，這場分享會，談寫作，也談文學創作教學。在這個某些聲音過喧囂的時代，不甘於被噪音掩蓋的寫作人、教育者，似乎注定抽離而孤獨，只能憑藉自己的思考與實踐，自成一渡，渡己，亦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