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譜寫黑暗時代之歌？——「書寫災異的時間」勞緯洛、葉梓誦對談《崩末》紀錄

法國作家布朗肖說災異是「被拋向了某種倖存」，災異的發生打開了於在場和缺席的中性空間，使其總是與剩餘之人錯身而過，而災異的書寫，正是進入此時間中，與被遺忘的匿名者、過去，以至死亡的抗衡、逃避，及重新面對傷痕。是次文學館邀請到小說《崩末》作者勞緯洛與《字花》執行編輯葉梓誦對談，在位於油麻地寶寧大廈的「樂地文化」，以「書寫災異的時間」為題，圍繞這本以災異為題的新出版小說，分享兩人平時在文學創作的思考歷程，以及對於當代文學方向和災異書寫的看法。

災異：被跳過的前結構

勞緯洛以「如何定義災異」為開首主題，讓台下聽眾思考是否有同樣經歷，或閱讀《崩末》時引發的思考。有聽眾詢問小說第二章上古撕殺忽略發生、過程的用意，勞緯洛指一般對於災難的印象可能是單一事件、狀態，或一段時間，但災異在文學上的處理，或關於災異的思考時，他認為從創傷的角度上災異是首先「被跳過、被懸空」，他說：「我之所以可以思考或者說出災異，是因為我已經倖存，是一個死剩種，才可思考、說出、書寫發生過的災難創傷，這個可以是一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創傷後遺。」

然而他指《崩末》並非如此理解災異，「它不是一個發生過，或者將要來臨的事件，它是一個書寫的前結構，即是一進行思考時候，就進入了災難的語境。」他解釋第二部沒有怪物與「我」兩者對峙、廝殺的激昂場面，其實是書中最具象徵性的部分，「因為不構成事件，而是一些根本不知事件發生的某種剩餘物，然後《崩末》就是嘗試收拾，或處理、排列這些剩餘物，是一種剩餘的說明。」他形容災異就如一場火災，收拾火災後的殘遺灰燼為他寫作的首要，然後將其排列，《崩末》亦即是對這些到達不了災異，在災異發生後而產生的灰燼的排列，又或災異本身已是整體書寫的預設的理解。

葉梓誦回應勞緯洛視災難為前結構的看法，認為跟創傷亦有關，他說：「精神崩潰是先於人而存在的，你會無緣無故跌入這個狀態。當跌入此狀態時，就會嘗試在自己曾經有過的記憶或事件中，找一些方法解釋這件事，將某一件童年發生的事，鎖定為該空洞本身，所以問題不是在於這特定的事件曾經發生，而是每一個人先天已經被預設會經歷一個災難，這就是所謂前結構的一種理解。」勞緯洛補充不是某事的發生使人進入災異或精神崩潰的狀態，而是每人都是潛在的精神病患，或精神崩潰者，只是在某位置上找到能夠填補精神或記憶的空缺，如布朗肖所言，災異的書寫只能是事件的之前或之後，災異本身的空洞、交錯是沒辦法填上和觸及。勞緯洛亦認為如作者只滿足於書寫自己的創傷，並沒有解決當前的問題，只會變成一種歇斯底里的宣洩，藉此解釋他在《崩末》情節安排及對於災異的理解。

不為共鳴，只為結構

亦有聽眾提到災異與終結之間的關係，勞緯洛引用猶太神學中的彌賽亞時間—終末論式的終結，他指這種不能預知，但時間、法則，一切都會在其來臨時被阻止的終末式災異，是災異的其中一種面向或解讀，「災異可以是懸置，所有物品在原本的位置上，突然被重新動搖，然後整個權力關係被解放的狀態。」因此他認為災異是一種中性之物，「是對於一切價值、時間、權力等理解的破壞，亦是一種修復。」勞緯洛說到自己的寫作歷程是經過不斷重寫，當中內容就是他重複思考的過程，經歷多次的切碎、刪除、毀滅，而災異同樣不斷重複此過程。葉梓誦補充小說中事物雖不時重複出現，但多以各種形態，或部分變形，或放於不同脈絡下出現，「每一次的重複，可以是一種預演，同時也是一個結構，賦予你一些必然經歷的經驗。」他認為相比現今大部分小說都偏重於情節推進、敘事連續，或呈現個別人物和故事，《崩末》幾乎是沒有人物可言，只有不同的形象，「整部小說人稱的轉變是其寫作策略的一部分，令小說不只局限於敘述一人的故事，而是可以透過這件事看到一個超出於『我』的固有結構。」

勞緯洛期望營造的效果，是「不再只是看一個人物、一段故事，而是一個結構，一種氛圍、思想的模型或骨架。」因此他希望小說最大程度上減低讀者的共鳴。因當寫作談到災難、創傷時，容易變成邀請讀者共情的行為，令讀者產生自身獨特經歷被代言的錯覺，或認為可隨著某一角色的步伐成長、經歷創傷，為文化工業上頗嚴重的問題，而結構、思想絕緣於共情的特性令他逃離此問題，他說：「小說中一些沒有提供實際象徵或敘事作用，只是在結構上不斷重複的意象，這種排列其實是意象與意象之間，或者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本身距離拉到最遠、最低限度的連接。」他將其比作哲學上世界最基本的構成單位—單子(Monad)，其不會互相理解的特性，是一種預設的和諧。

他又指這種不斷重複的節奏亦有如海浪，雖重複，但每次呈現的位置和狀態都不一。葉梓誦補充道《崩末》中意象的每一次出現，都不能以同一個理解將其推展，正如每一次出現的浪都是來自質量不同的能量，其起源亦自然有異。「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不會重複這件事，或者這個重複就是絕對的重複。」他認為這就是《崩末》與其他作品不同的原因。

潛藏而不能預知的變化

承接剛才對於海浪節奏的討論，勞緯洛提到小說重要的意象—海，他引用到《崩末》提及海的部分，如男女關係、背海姿態等，詢問台下聽眾對此的看法。勞緯洛提到自己對海存有畏懼，海有作為水源孕育生命的一面，但亦有死亡的一面，他認為與神很相似，擁有給予和奪取生命的能力。而其中《崩末》強調人對於海的姿態，小說的第三部為「背海之罪」，主要是說一切背海而居都是餘生，都是剩餘、倖存的人，他說：「當人察覺自己是人，從海中走出來進入這個世界時，他已是一個倖存的人。」他指布朗肖亦有提及災異和海洋的關係，即是從海走出來時已預設有潛結構在其背後，即是象徵生命、死亡和時間的海，而人就彷彿在生活中要背負名為海的幽靈而生存，最後回到海裡，「《崩末》中寫道人就如一個浪，蓋上岸邊，再回到水裡，在神眼中亦如此，這個過程顯示人背負著災異或倖存的宿命而過活，以嘗試理解人在陸上棲居的姿態，亦即是背海的姿態。」

勞緯洛提到《崩末》與聖經的《約拿書》有互文關係，當中故事讓他了解到人和海、人和神的關係是完全超越、外在於我，可隨時生我殺我的絕對關係，而人是注定帶著某種使命，在未知之中尋找方向。他指聖經中顯示的災異是一種神聖的邏輯或秩序，上帝雖會解釋降災的原因，人卻無法逃離，即使是先知，先知的存在亦顯示災異不斷的發生，甚至有一個未能預視的終末災異，真正的災異，他說：「如果每一刻都可以是彌賽亞式終結的發生，我們對於時間的理解不再是以編年的方式，記錄災異曾經何時發生，或預計災異何時來臨，而是災異必然來臨而不可預視，反過來說就是災異總以不到場，但又不能預計的方式潛伏於我們生活的現在中，而這種被災異碎片穿插的時間概念，將人扯入一個被靜止的時間。」葉梓誦補充《崩末》就是以這種如病毒隨時入侵的災異作為小說的前結構，亦由於災異將時間懸置，使事物重新定位的特性，令人跳過災難發生的一刻，人所恐懼的多是將發生或曾發生之事，所以預先得知災異來臨的先知是處於一個沒法使人信服，又沒法自處的尷尬位置，而《崩末》亦寫道當人預知災異的前結構，除了生活有所改變，亦令其得到一種歉疚的處世心態。

災異前設下的歉疚之心

葉梓誦詢問《崩末》中災異的前結構產生的狀態為何是歉疚，不是普通的崩潰或恐懼，而是像一種道德或歷史責任。勞緯洛想起里爾克的〈秋日〉中的一句：「誰此刻孤獨，就永遠孤獨。」他將其解讀成當人因為某物某事而發現自己的不同，令我與他者被區隔，此刻的孤獨不只是情緒結構上，更是人被區隔、被遺棄的事實，亦是剛才提到因創傷而成的空洞。而被遺棄的事實會使人歉疚的原因是因為人的苦難是無法比較和共同背負，「可能是實際上沒有辦法，也可能是出於我的自私，不想在此事上發現自己的孤獨，所以我在某程度上是背棄、背叛了那些人，為了自己作為剩餘者生存，亦令我背負著一種對他人的歉疚。」他續指歉疚自然希望被原諒，而這原諒的發展在《崩末》就是透過一種渴望對話的姿態，但對話的對象不存在於虛構或現實之中，而是一個更抽象的他者，他的書寫就是展開無盡的對話。然而勞緯洛認為這種難有結果的求饒的狀態，在寫作上難以持續，因為作者可能會因被憐憫而忘記所背負、背叛之物，他指在其書寫如《崩末》中渴求原諒的狀態不是以求饒、認罪告解的方式呈現，而是以認知自己的過錯、背負著甚麼，不再重視是否真正得到原諒，作為在災異來臨時的歉疚之心。

黑暗時代的歌

談過書寫、災異、時間後，對談會的尾段兩人在現今文學寫作方向上，討論到「書寫災異」這概念。勞緯洛指本來希望《崩末》能如布萊希特所言，唱關於黑暗時代的歌，但發現因自身能力和經歷所限，而令實際操作變得困難，他提到文學的作用其實不在於表達未必得人關注的自己，亦不是給予生存的絕對指南，而是從作品帶出作者思考的圖式、框架、結構，讓讀者自行選擇是否採納，「《崩末》與其說是所謂在寫黑暗時代的歌，回應布萊希特的比喻而言，更多是說在黑暗時代的歌應該怎樣唱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一個方法論、說明書。」他指黑暗時代的歌是眾聲喧嘩，沒有人仔細思考何謂真正關於黑暗時代的歌，因此他寧願先處理此問題再作再一步思考，《崩末》因而成為一個原結構的書寫。關於當代文學面對的問題，他指寫作不是以故事抒發情結，他以弗洛伊德「文學是手淫」的說法，將為了抒發自己或某想像共同體的慾望而寫作比作向著公眾、讀者手淫般噁心的行為。

葉梓誦補充《崩末》就是透過這本書作為一個手勢，顯現勞緯洛思考黑暗時代的歌如何唱的歷程路徑。他亦提到兩人前一天討論關於「書作為書的啟動裝置」，他指書可以作為一項目標的「前項」作為其啟動裝置，這裝置的開始和終結為同一物。勞緯洛回應道：「《崩末》這本書作為書的啟動裝置，是導向著一本形義、概念上終極的書的一個路向，所以《崩末》本身並非一本直撃要害的書。」他提到書中第四部的情節帶出這裝置亦需要回歸、終止的部分，否則只會陷入無限歉疚的輪迴，因此就採用如明陣迷宮出入同道的樣式，從海而入世，最後回到海作結為小說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