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寫如詩的小說,見天地與眾生——鍾逆新書《動物家族》訪問

專訪 | by  陳芷盈 | 2023-11-24

一個詩人會怎樣寫小說?


帶著這個疑問,相約鍾國強於大坑的咖啡廳作訪問,一直說東說西,竟談了一整個下午,進入咖啡廳前,還是陽光毒辣的中午時分,離開時卻已亮起了街燈。


鍾國強有眾多身分,他是廣告人、評論者、翻譯家、健談的前輩,而最為人熟知的,是詩人的身分。那麼一個詩人怎樣寫小說呢?鍾國強亦一直有這個疑問,他心裡清楚,詩人與小說家可以是截然不同的人:「小說家冷靜、抽離,像張愛玲,與所寫對象保持距離,甚或鞭撻,同時又擅長捕捉讀者心理,意象都經過鋪排計算。反之,詩人較是自我,喜真情流露,像楊牧,作品細膩,以自我去觀望世界。」而他渴望成為的,是擁有詩人氣質的小說家,擁抱筆下角色,寄予同情,與之同呼同吸。於是他以鍾逆作為筆名,出版新書《動物家族》,想把小說寫成詩,或帶有詩的元素。



念念不忘 必有小說


鍾國強最初想寫的文類,就是小說。八十年代在香港大學求學時,他加入了港大文社,並開始創作小說,亦因喜讀魯迅與陳映真的作品,小說裡常有一些仿效陳映真的抒情長句,又笑言喜用魯迅常用的「伊」字入文。


畢業後,鍾國強輾轉做過老師、記者、廣告從業員,繁忙的工作令他不得不放下小說,只寫詩。他說,創作小說需時,並要「淨化」自己才有下筆書寫的可能,但詩與之不同,詩意可以隨時隨地,在「卡旯」位滋生成形。「例如監考期間那一個多小時,我看著窗外的景物、考生緊張兮兮的神情,意象萌生,詩就會憑空誕生,待一會空堂我便寫下來。」如此就地取材,為鍾國強的詩作提供無窮的養分,其後陸續出版多本詩集,當中詩集《城市浮游》便是以城市日常的經驗與想像為詩,其後記更讓他獲得葉輝及蔡炎培讚賞,形容像散文詩一樣優美。此時,鍾國強又提起他另一個仰慕的對象——楊牧,「我很著重詩集的後記,就是為了模仿楊牧。楊牧不找人寫序,自己寫後記,寫得很好,散文也很好看。」


直到2000年後,鍾國強成立廣告公司後就寫起散文來。然而,當有人鼓勵他挑戰小說,他卻總會推說「未到時候」,既是因為分身乏力,更是出於自我質疑。鍾國強自認詩人的「自我」過於強烈,不善於創造角色,又未能掌握故事結構,只能讓小說流於散文化,直至讀到沈從文、汪曾祺、吳明益等作家的小說,他才發現抒情味濃厚、與人物同呼吸的小說也有其位置。「後來我回想,我的詩、散文都是以敘事為主,其中亦不乏對尋常人物的刻畫,換言之,是有小說元素在裡頭,何不再走多一步?」兜兜轉轉,2016年,他終於出版首本小說集《有時或忘》,六年後,他第二本小說集《動物家族》亦面世。



唯有小說才能說明白的事


鍾國強曾自言,過去未能創作小說是一種缺失,於是他的敘事詩,可算是一種「潛意識的補償」,這個「補償」的高峰,見於他2004年的詩集《生長的房子》,當中以「詩的名目偷運散文和小說」,以敘事體、長句體、向散文小說傾斜的方式寫下多首散文詩。因此,在《有時或忘》後記裡,鍾國強便說:「有時覺得,我其實一直有寫小說,在寫小說。」《有》作為鍾國強小說的起點,仍是一本比較實驗式的練習,當中包含了敘事方法各異、篇幅不一的雜文。《動物家族》卻是他真正有意識地,從詩、散文過渡至小說,並藉此書寫我城。


《動》由七個以動物作為主題的短篇小說組成,鍾國強形容是《生長的房子》其中一輯的延伸及深化,輯內所有詩作都以動物為題,如〈蜻蜓〉一詩便隱喻了辦公室爭鬥,動物與人類互相對照,由此構成多重關係。鍾國強補充,「在《動物家族》裡,我嘗試讓這些關係變得更立體,那必須透過小說、透過人物才能做到。」


如在〈野豬城〉裡,鍾國強著力描寫野豬和城市的關係,「野豬不喜歡離島,情願冒生命危險走進市區,很多香港人也一樣,情願留在此地。如今大環境改變,我更深感要把這些關係呈現出來,詩的畫面可能讓人有一剎那的觸動,但要說明一些具體的東西,還得依靠故事。」又如在〈家鼠〉裡,一個個「家」便呼應著主角不同處境:主角父親那被迫拆卸的老屋裡,本來只有怕人的家鼠,後來竟引來蝙蝠與蛇寄居;中段主角到廣州影城搭建虛有其表的香港公屋,卻遇到一群目中無人的溝鼠;最後主角受內地客人委託為劏房裝修,只見一隻蒼老瘦小,以垃圾渣滓求存的家鼠。《動》就是這樣,透過種種艱難的生存形相書寫,描劃寓托我城變化。



寫小說讓我與死亡和解


《動物家族》有貼近時代的故事,也有鍾國強回到過去的「出竅之作」——〈螢蟲〉講述主角穿越時光隧道,與死去多年的小學同學——亮重遇,二人一起在河裡捉魚、捉螢火蟲,不食人間煙火,純樸得不可思議。這大抵是《動》裡最像詩的小說,鍾國強亦自言,這是最讓他釋放情感、最為感性的作品。他解釋說,「這是我對宮本輝《螢川》和魯迅〈社戲〉的致敬,兩部作品都取自作者的童年往事,透過童稚眼睛看世界,因而特別感動。如〈社戲〉中,魯迅化身「迅哥兒」,講到兒時在河邊偷摘羅漢豆,田家竟未有責怪,反贈予他更多,那份人情味很純樸,魯迅後來也說:我從沒有看過這麼好看的社戲,也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羅漢豆。」


鍾國強的〈螢蟲〉,也是取自真人真事,故事裡的亮,是他小學時一個溺死的鄰居。早於詩作〈午餐肉〉裡,鍾國強就記下了這個鄰居為弟妹煎午餐肉,在死後不忘完成這份「家課」的故事。鍾國強自言,「這是我童年最深刻,與死亡最接近的回憶,我一直很想以小說形式寫一次。」最後他想到以螢火蟲把一切串連起來,在鍾國強的記憶裡,螢火蟲既讓她憶起已逝的母親,也讓他想到大學暑假的經歷。「那時我和朋友在中山的稻田看到成千上萬的螢火蟲,就抓了一些回到村屋,隔天早上卻見一地的螢火蟲屍體。原來螢火蟲放光至最亮一刻就會死去,而且牠們成蟲後就不會進食,是一種很純化的生物,當中又有物哀的淒美。」


雖然這些螢火蟲的回憶,鍾國強早於散文及詩作裡一一寫過,他卻說,以小說為載體所帶來的滿足感最大。「詩是借助情緒、意象書寫,那份觸動虛無縹緲,成詩後卻感意猶未盡,但小說有畫面,有故事,還可以借屍還魂,讓創作者完全化入其中。」例如〈螢蟲〉中 ,遇溺後的亮有句對白,說人要「像瓶裡的大肚魚一樣,落了水,也得像魚一樣。」這就像鍾國強與自我的和解,透過亮這個角色,鍾國強提醒自己要相信人性的美好,也自勉在不同環境中也要保持積極。說著說著,他竟似是自言自語般說,「我想我不會再寫螢火蟲的故事了,就像去魅一樣,那些籠罩著我的東西,已經挖出來了。」但隨後他又說,「不過像錦田河、水井、房子等主題,我感覺到它們像幽靈在徘徊,在等待被書寫。」



打通別人心底的井,書寫眾生故事


鍾國強總以記憶作為書寫的養份,並反覆挖掘,只因有些感受未能放下,就必須把它寫下來。這不禁讓我想起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中的一句話:「每個人都要往自己的內心深處打一口井,那是非常孤獨的事。但是,只要這口井打得足夠深,深到最深的地方,就會將我們和別人連接到一起。」鍾國強為之感動外,亦打趣道,「也許在那口井一直打,一直打,會探進另一個世界,去到大西洋、美洲,甚至會有個印地安人在井的另一端與我們對望。」他續說,自己近年也開始挖掘別人的故事,像〈飛蟻〉便是他朋友的經歷,「在過程中,我發現人真是一個無底深潭,裡面藏著些甚麼,有時連自己都未必很清楚,但跟別人說出來,就可以慢慢整理。就像寫小說,透過寫,慢慢將一些模糊的東西建構出來,越挖越深,那可能會變得很恐怖,甚至超乎自己想像的模樣,但這樣做,人可以打通自己,更可以打通別人那口井。」


因此《動物家族》所有故事,也刻意使用了第三人稱書寫,那是鍾國強閱讀村上春樹的《我怎樣成為小說家》後的得著。「村上春樹說自己花了很多時間才從『我』轉到第三人稱,轉換過後卻發現不是那麼困難。第三人稱的好處是可隨時變身,以一定距離觀察角色,但透過對話,又可以潛入角色內心,這樣的寫法也更貼近小說的形式。」例如在〈飛蟻〉裡,他挑戰用女性視角,寫一個新移民的故事,以不同角度看香港。他形容「以前寫詩、散文,就好比『見自己』,如今我大概搞清楚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了,就開始想『見天地』,讓眼界開闊一點,將來也希望『見眾生』,見他人、動物、植物等等。寫小說,正好讓我學會望遠一點。」



成為逆行的小說家


訪問尾聲,問到鍾國強為何改以鍾逆為小說作品的筆名,他告訴我,這樣一個自己提醒、一個變身,讓自己與自我保持距離。本來,他選用的是「翼」字,一來是因為喜歡寫《二十二史劄記》的趙翼,二來是取自他以往做的紅牛廣告:「Red Bull 送你一對翼」,希望營造一種形象化的感覺。但思前想後,又覺得不夠響亮,最後就想到了這一個「逆」字。「我總是書寫過去,『逆』便有逆時鐘的意思,寫作其實也是保留時間,穿梭時空。再者,我也想寄語自己逆流而行,不要做隨波逐流之人。最後,是因為歷史上的大賊都叫逆賊,若你姓鍾,就會把你稱作鍾逆,如此強烈,如此啜核,有如陳滅的『滅』字一樣響亮。」


我想,鍾逆的確是個膽大包天的「反賊」。在近60歲之齡,他竟有勇氣推倒重來,把寫作重心轉向小說,作為文學前輩,更跟我這個後輩推心置腹,坦然告訴我他寫作過程的笨拙。由《有時或忘》開始,到六年後的《動物家族》,正是他創作上的改朝換代,而他現在才開始學習怎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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