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寫如詩的小說，見天地與眾生——鍾逆新書《動物家族》訪問

一個詩人會怎樣寫小說？

帶著這個疑問，相約鍾國強於大坑的咖啡廳作訪問，一直說東說西，竟談了一整個下午，進入咖啡廳前，還是陽光毒辣的中午時分，離開時卻已亮起了街燈。

鍾國強有眾多身分，他是廣告人、評論者、翻譯家、健談的前輩，而最為人熟知的，是詩人的身分。那麼一個詩人怎樣寫小說呢？鍾國強亦一直有這個疑問，他心裡清楚，詩人與小說家可以是截然不同的人：「小說家冷靜、抽離，像張愛玲，與所寫對象保持距離，甚或鞭撻，同時又擅長捕捉讀者心理，意象都經過鋪排計算。反之，詩人較是自我，喜真情流露，像楊牧，作品細膩，以自我去觀望世界。」而他渴望成為的，是擁有詩人氣質的小說家，擁抱筆下角色，寄予同情，與之同呼同吸。於是他以鍾逆作為筆名，出版新書《動物家族》，想把小說寫成詩，或帶有詩的元素。

念念不忘 必有小說

鍾國強最初想寫的文類，就是小說。八十年代在香港大學求學時，他加入了港大文社，並開始創作小說，亦因喜讀魯迅與陳映真的作品，小說裡常有一些仿效陳映真的抒情長句，又笑言喜用魯迅常用的「伊」字入文。

畢業後，鍾國強輾轉做過老師、記者、廣告從業員，繁忙的工作令他不得不放下小說，只寫詩。他說，創作小說需時，並要「淨化」自己才有下筆書寫的可能，但詩與之不同，詩意可以隨時隨地，在「卡旯」位滋生成形。「例如監考期間那一個多小時，我看著窗外的景物、考生緊張兮兮的神情，意象萌生，詩就會憑空誕生，待一會空堂我便寫下來。」如此就地取材，為鍾國強的詩作提供無窮的養分，其後陸續出版多本詩集，當中詩集《城市浮游》便是以城市日常的經驗與想像為詩，其後記更讓他獲得葉輝及蔡炎培讚賞，形容像散文詩一樣優美。此時，鍾國強又提起他另一個仰慕的對象——楊牧，「我很著重詩集的後記，就是為了模仿楊牧。楊牧不找人寫序，自己寫後記，寫得很好，散文也很好看。」

直到2000年後，鍾國強成立廣告公司後就寫起散文來。然而，當有人鼓勵他挑戰小說，他卻總會推說「未到時候」，既是因為分身乏力，更是出於自我質疑。鍾國強自認詩人的「自我」過於強烈，不善於創造角色，又未能掌握故事結構，只能讓小說流於散文化，直至讀到沈從文、汪曾祺、吳明益等作家的小說，他才發現抒情味濃厚、與人物同呼吸的小說也有其位置。「後來我回想，我的詩、散文都是以敘事為主，其中亦不乏對尋常人物的刻畫，換言之，是有小說元素在裡頭，何不再走多一步？」兜兜轉轉，2016年，他終於出版首本小說集《有時或忘》，六年後，他第二本小說集《動物家族》亦面世。

唯有小說才能說明白的事

鍾國強曾自言，過去未能創作小說是一種缺失，於是他的敘事詩，可算是一種「潛意識的補償」，這個「補償」的高峰，見於他2004年的詩集《生長的房子》，當中以「詩的名目偷運散文和小說」，以敘事體、長句體、向散文小說傾斜的方式寫下多首散文詩。因此，在《有時或忘》後記裡，鍾國強便說：「有時覺得，我其實一直有寫小說，在寫小說。」《有》作為鍾國強小說的起點，仍是一本比較實驗式的練習，當中包含了敘事方法各異、篇幅不一的雜文。《動物家族》卻是他真正有意識地，從詩、散文過渡至小說，並藉此書寫我城。

《動》由七個以動物作為主題的短篇小說組成，鍾國強形容是《生長的房子》其中一輯的延伸及深化，輯內所有詩作都以動物為題，如〈蜻蜓〉一詩便隱喻了辦公室爭鬥，動物與人類互相對照，由此構成多重關係。鍾國強補充，「在《動物家族》裡，我嘗試讓這些關係變得更立體，那必須透過小說、透過人物才能做到。」

如在〈野豬城〉裡，鍾國強著力描寫野豬和城市的關係，「野豬不喜歡離島，情願冒生命危險走進市區，很多香港人也一樣，情願留在此地。如今大環境改變，我更深感要把這些關係呈現出來，詩的畫面可能讓人有一剎那的觸動，但要說明一些具體的東西，還得依靠故事。」又如在〈家鼠〉裡，一個個「家」便呼應著主角不同處境：主角父親那被迫拆卸的老屋裡，本來只有怕人的家鼠，後來竟引來蝙蝠與蛇寄居；中段主角到廣州影城搭建虛有其表的香港公屋，卻遇到一群目中無人的溝鼠；最後主角受內地客人委託為劏房裝修，只見一隻蒼老瘦小，以垃圾渣滓求存的家鼠。《動》就是這樣，透過種種艱難的生存形相書寫，描劃寓托我城變化。

寫小說讓我與死亡和解

《動物家族》有貼近時代的故事，也有鍾國強回到過去的「出竅之作」——〈螢蟲〉講述主角穿越時光隧道，與死去多年的小學同學——亮重遇，二人一起在河裡捉魚、捉螢火蟲，不食人間煙火，純樸得不可思議。這大抵是《動》裡最像詩的小說，鍾國強亦自言，這是最讓他釋放情感、最為感性的作品。他解釋說，「這是我對宮本輝《螢川》和魯迅〈社戲〉的致敬，兩部作品都取自作者的童年往事，透過童稚眼睛看世界，因而特別感動。如〈社戲〉中，魯迅化身「迅哥兒」，講到兒時在河邊偷摘羅漢豆，田家竟未有責怪，反贈予他更多，那份人情味很純樸，魯迅後來也說：我從沒有看過這麼好看的社戲，也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羅漢豆。」

鍾國強的〈螢蟲〉，也是取自真人真事，故事裡的亮，是他小學時一個溺死的鄰居。早於詩作〈午餐肉〉裡，鍾國強就記下了這個鄰居為弟妹煎午餐肉，在死後不忘完成這份「家課」的故事。鍾國強自言，「這是我童年最深刻，與死亡最接近的回憶，我一直很想以小說形式寫一次。」最後他想到以螢火蟲把一切串連起來，在鍾國強的記憶裡，螢火蟲既讓她憶起已逝的母親，也讓他想到大學暑假的經歷。「那時我和朋友在中山的稻田看到成千上萬的螢火蟲，就抓了一些回到村屋，隔天早上卻見一地的螢火蟲屍體。原來螢火蟲放光至最亮一刻就會死去，而且牠們成蟲後就不會進食，是一種很純化的生物，當中又有物哀的淒美。」

雖然這些螢火蟲的回憶，鍾國強早於散文及詩作裡一一寫過，他卻說，以小說為載體所帶來的滿足感最大。「詩是借助情緒、意象書寫，那份觸動虛無縹緲，成詩後卻感意猶未盡，但小說有畫面，有故事，還可以借屍還魂，讓創作者完全化入其中。」例如〈螢蟲〉中 ，遇溺後的亮有句對白，說人要「像瓶裡的大肚魚一樣，落了水，也得像魚一樣。」這就像鍾國強與自我的和解，透過亮這個角色，鍾國強提醒自己要相信人性的美好，也自勉在不同環境中也要保持積極。說著說著，他竟似是自言自語般說，「我想我不會再寫螢火蟲的故事了，就像去魅一樣，那些籠罩著我的東西，已經挖出來了。」但隨後他又說，「不過像錦田河、水井、房子等主題，我感覺到它們像幽靈在徘徊，在等待被書寫。」

打通別人心底的井，書寫眾生故事

鍾國強總以記憶作為書寫的養份，並反覆挖掘，只因有些感受未能放下，就必須把它寫下來。這不禁讓我想起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中的一句話：「每個人都要往自己的內心深處打一口井，那是非常孤獨的事。但是，只要這口井打得足夠深，深到最深的地方，就會將我們和別人連接到一起。」鍾國強為之感動外，亦打趣道，「也許在那口井一直打，一直打，會探進另一個世界，去到大西洋、美洲，甚至會有個印地安人在井的另一端與我們對望。」他續說，自己近年也開始挖掘別人的故事，像〈飛蟻〉便是他朋友的經歷，「在過程中，我發現人真是一個無底深潭，裡面藏著些甚麼，有時連自己都未必很清楚，但跟別人說出來，就可以慢慢整理。就像寫小說，透過寫，慢慢將一些模糊的東西建構出來，越挖越深，那可能會變得很恐怖，甚至超乎自己想像的模樣，但這樣做，人可以打通自己，更可以打通別人那口井。」

因此《動物家族》所有故事，也刻意使用了第三人稱書寫，那是鍾國強閱讀村上春樹的《我怎樣成為小說家》後的得著。「村上春樹說自己花了很多時間才從『我』轉到第三人稱，轉換過後卻發現不是那麼困難。第三人稱的好處是可隨時變身，以一定距離觀察角色，但透過對話，又可以潛入角色內心，這樣的寫法也更貼近小說的形式。」例如在〈飛蟻〉裡，他挑戰用女性視角，寫一個新移民的故事，以不同角度看香港。他形容「以前寫詩、散文，就好比『見自己』，如今我大概搞清楚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了，就開始想『見天地』，讓眼界開闊一點，將來也希望『見眾生』，見他人、動物、植物等等。寫小說，正好讓我學會望遠一點。」

成為逆行的小說家

訪問尾聲，問到鍾國強為何改以鍾逆為小說作品的筆名，他告訴我，這樣一個自己提醒、一個變身，讓自己與自我保持距離。本來，他選用的是「翼」字，一來是因為喜歡寫《二十二史劄記》的趙翼，二來是取自他以往做的紅牛廣告：「Red Bull 送你一對翼」，希望營造一種形象化的感覺。但思前想後，又覺得不夠響亮，最後就想到了這一個「逆」字。「我總是書寫過去，『逆』便有逆時鐘的意思，寫作其實也是保留時間，穿梭時空。再者，我也想寄語自己逆流而行，不要做隨波逐流之人。最後，是因為歷史上的大賊都叫逆賊，若你姓鍾，就會把你稱作鍾逆，如此強烈，如此啜核，有如陳滅的『滅』字一樣響亮。」

我想，鍾逆的確是個膽大包天的「反賊」。在近60歲之齡，他竟有勇氣推倒重來，把寫作重心轉向小說，作為文學前輩，更跟我這個後輩推心置腹，坦然告訴我他寫作過程的笨拙。由《有時或忘》開始，到六年後的《動物家族》，正是他創作上的改朝換代，而他現在才開始學習怎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