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野豬城〉裡，鍾國強著力描寫野豬和城市的關係，「野豬不喜歡離島，情願冒生命危險走進市區，很多香港人也一樣，情願留在此地。如今大環境改變，我更深感要把這些關係呈現出來，詩的畫面可能讓人有一剎那的觸動，但要說明一些具體的東西，還得依靠故事。」又如在〈家鼠〉裡，一個個「家」便呼應著主角不同處境：主角父親那被迫拆卸的老屋裡，本來只有怕人的家鼠，後來竟引來蝙蝠與蛇寄居；中段主角到廣州影城搭建虛有其表的香港公屋，卻遇到一群目中無人的溝鼠；最後主角受內地客人委託為劏房裝修，只見一隻蒼老瘦小，以垃圾渣滓求存的家鼠。《動》就是這樣，透過種種艱難的生存形相書寫，描劃寓托我城變化。

這些動物有時的確營造了不少像喬伊斯提倡的頓悟（epiphany，或譯「靈光乍現」）效果。所謂「頓悟」源於中世紀阿奎那的觀念，最初在喬伊斯《一個年青藝術家的畫像》原稿《史提芬英雄》中出現，指一些「纖細、飄忽的瞬間感受的具體顯現。」小說主人翁從這瞹間的光照中，瞥見了事物深刻的意義，甚至自身的存在本質。

大海嘯中亡母但鍥而不捨在濁河中追捕鯰魚王的日本學生、清洗糞便時無意看見失智父親私處像鼠窩的青年、昏厥後重遇亡友的少年、在跛子丈夫家暴中虛度青春的女孩、透過流鶯肉體追尋過往戀情的縱火者、聽懂野豬話語的青年學子，作者調動的人間百態，正如他筆下香江不常出現的鳥魚蟲獸，勾勒出人世和一個國際大港逐漸陷入的變遷和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