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身為祖國的敵人——《梁啟超：亡命》書評

八月廿一日，順德傍晚濕熱，天空陰鬱飄雨，單向空間外的露天草坪正播放暖場音樂，歌詞應景唱道：「There's a storm coming/ You'd better 潤/ There's a storm coming/ Goodbye to the sun…」草坪上聚滿了撐著傘的未潤之人（或者說潤向coming storm的人），許知遠在此情此景和費晟聊他的新書《梁啟超：亡命》。

腦門寬大、雙眼深邃、突顎，梁啟超這個廣東頭顱價值十萬兩。他不僅長著一副典型廣府面孔，還有典型的廣府性格。「搖擺」是本書的關鍵詞，許知遠不厭其煩地在本書屢次提及梁啟超是一個搖擺不定的人。「搖擺」不一定是「堅定」和「篤信」的宿敵，它可以是更多可能性的催化劑，包容著同路人的不同藍圖。或許身為祖國的敵人，平生第一回被祖國通緝、流亡海外，無任何教程或實操經驗，梁啟超略顯手生；也或許身為廣府人，身上多少有些圓滑變通和提防主流秩序的基因，使自己免於頑固和閉塞。無論如何，梁啟超在往後的日子裡投機地把握每一次的偶然性，渺懷孤詣，對所有能靠近抱負和理想的機會來者不拒。

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依然認為光緒總是好的，因此要保皇；平民是聽勸的，因此用盡方法令他們覺醒——維新派搖擺的性格帶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軟弱和對事業陷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譚嗣同行刑前的想法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但所謂「去留肝膽兩昆崙」的默契分工，極可能是浪漫的一廂情願，在道德勇氣和行動勇氣的驅使下，決定表演就義，最終換來了甚麼？許知遠寫道：「公開處決是朝廷彰顯權威的一種儀式，它也是一場暴力狂歡，總吸引著圍觀者的雀躍，作為他們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在一張記錄犯人被砍頭的舊照片上，圍觀者幾乎擁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裡並沒有同情或恐懼。」用就義的精彩表演激起清國人的義憤、引起他們不滿專政的共鳴，也是一廂情願，事實上，權力崇拜的傳統極深的清國人，有著令外國人都驚異的極強忍耐能力，清國人但求有一個秉公執法的好政府，「完全沒有流露出打算報復的意思，而是默默地生活，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引發的強烈迴響，很可惜沒有在另一片土地發生。

另一邊，成功逃出國境的維新餘黨路線則逐漸分歧。康有為偽造密詔，四處脫口秀宣講慈禧軼事，謊話連篇，令維新派在外呈現出膽怯無力、哭哭啼啼的形象，無怪乎日後日本人傾向支持較為務實的孫文。再後來，國際輿論還一度倒向了慈禧，因為太后一邊奮力狙擊逃亡海外的對手，一邊又努力重塑自己的國際形象，「在紫禁城接見北京公使夫人團，以展示對西方世界的親善」此時，「英國的對華政策早已從對皇帝的同情轉回對太后的支持，對政治流亡者失去興趣」。

梁啟超逃往橫濱的同時，因廣州起義未舉先洩露風聲而事敗的孫文也逃往橫濱，橫濱一時成了失敗者的棲身和修養之所。在橫濱，梁啟超遇上孫文。孫文此前在倫敦蒙難而名聲大噪，同路人無不為其革命氣質所折服。梁啟超的「搖擺」個性此時展現出另一面——雖然道不同，但他和林圭在內的一部分維新派人士逐漸厭倦討論等待，轉而被孫文的果敢行動所吸引。不久之後，梁啟超設法在孫文和自己的老師康有為之間尋找平衡，但傾向一條「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之路，甚至勸籲康有為「離開舞台」，投入革命的實際行動。與此同時，同樣投機的孫文也不斷接近梁啟超，拉近與他的關係。

「若海外華僑的金錢與這地下力量結合起來，將演變成怎樣一種力量？這個想像曾令孫文興奮不已，興中會正因此誕生。這股力量是要顛覆慈禧的統治，幫助光緒重新掌權，為六君子復仇；還是要顛覆整個滿人政權，建立一個共和國？梁啟超在兩條道路間搖擺，他對保皇會的舉措不無懷疑，又能決絕地踏上孫文的道路。」書中寫道。

梁啟超在橫濱站穩腳跟，辦起了《清議報》，他將行動上受挫轉化為寫作。許知遠寫道：「一篇聲討檄文不足以平息憤怒，他接著撰寫了致李鴻章與張之洞的公開信，勸告兩位重臣對時局負起責任。」而在國內，清廷沒有停下輿論攻勢，開動宣傳機器隔洋對撼，處處污名化流亡者，要麼撰文攻擊流亡者樂見國內大亂、攻擊其本身私生活敗壞，要麼創作叛賊被清政府逮捕處死的漫畫和小說，另一邊廂又要求日本政府將這些顛覆國家的在逃通緝犯驅逐出境。

「除去梁鼎芬的惡毒言語，《申報》還登載了黃協壩為《翼教叢編》撰寫的序言，攻擊梁啟超『逞其詭譎，創為君民平等之說，於是典章廢，制度湮，綱常煦，名教壞』。 」

「4月4日，張之洞再度致電小田切萬壽之助，要求驅逐梁啟超和王熙，說他們人在日本，清議報館尚開，『此事是一大誤，有礙中東大局……梁魁尤為悖悍，其居心必欲中國大亂而後快。』」

「……張之洞再次要求查禁《清議報》，稱該報『乃是亡國的文字，彼輩以譚嗣同為盟主，以康有為為教主，圖謀顛覆國家；至於皇帝復位之類，不過是眼下的藉口而已。清國的子弟到貴國遊學者甚多，但都讀《清議報》的話，其弊端實不可估量』。近衛對這位偏執的總督解釋，國際法禁止驅逐政治犯，『令梁啟超離日他去，並非易易』，且『若以為梁一旦離去，《清議報》即可停刊，亦屬大誤』。陪坐的鄭孝胥亦覺得張總督『多言康、梁在日有妨交誼，其辭太繁』。比起劉坤一的大臣氣象，近衛覺得張之洞頗有些小家子氣這位飽讀詩書的士林領袖在關鍵時刻總顯得首鼠兩端，他在道德文章中的義正詞嚴無法轉化為政治行動，甚至從不對徐桐、剛毅表現少許質疑。」——還得是有張之洞、李鴻章、劉坤一的時代，換作平行時空的他朝，該是另一番景象。

身為祖國的敵人，梁啟超在各國輾轉間早已適應肉身被通緝、名聲被毀。在國外，目不暇給的文化衝擊，使他日漸認清自己是一個世界人，流亡的見聞使他獲得道德勇氣，超越了恐懼，脫離老師康有為和保皇會而試圖走向世界不同方向的梁啟超，也必然脫離「保皇」的堅持。此時，「搖擺」成為一種謙遜，使梁啟超在見識中不斷調整著自己的想法和行動——因此習慣被孤立和理解別人的孤立，似乎也是工作生活的重要功課，也大概是身為「祖國敵人」的修養。

講座最後，許知遠答問環節有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沒有對孤立感共情理解，人就會喪失對自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