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創造未來：後資本主義與沒有工作的世界》後記——〈再創造未來〉（節錄）

我們現在處於甚麼位置呢？《創造未來：後資本主義與沒有工作的世界》出版的九個月內出現了許多重大的進展。柯賓（Jeremy Corbyn）當選英國工黨領袖，以及桑德斯（Bernie Sanders）出乎意料地成功競逐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這些都改變了先前對有組織左派的期望。社會主義（再次）降臨在美國，顯示出整個西方世界在政治統識層面上出現了大的分裂。這是當前時刻的決定性特徵之一：新自由主義左翼與右翼的技術官僚政黨，都目睹自己管理政體的能力日益受到自己灌輸成形的經濟力量所威脅。不平等、失業增長與總體的經濟停滯，都使人們懷疑政治中心的德行。左派與右派民粹主義在這種新環境中逐漸成長，可謂憂喜參半。政治常識正在發生變化，新的可能性正在打開。雖然柯賓與桑德斯可能讓新世代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但反動的新民族主義更牢固地控制整個系統的可能性亦增加了。如果欠缺明確戰略、欠缺對未來的積極願景，以及已組織起動的活動家基礎，要在未來的統識鬥爭之中取得勝利將會異常艱難。然而令人鼓舞的是，新社會主義、橫向運動的殘餘（如佔領行動）以及最近形成的如「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為十五元而戰」（Fight for $15）及各種住屋議題的鬥爭，這些政治運動正在建立起富有成效的關係。上述走勢雖然步伐不一，但它們或許預示着一種更有活力、更強大的政治生態系的到來──而且重要的是，這種生態系關注超出本地鬥爭的相互聯繫。

自本書出版以來，圍繞全民基本收入的討論也有長足擴展。這些討論的形式多樣，它成為了左傾智囊團的研究課題，也在政黨、活動家與工會間獲得愈來愈多支持。（註1） 儘管瑞士於2016年6月的全民基本收入公投最終失敗收場，但這場辯論已經從引介這個構想轉為討論它可能的施行形式。在這方面，我們認為我們對全民基本收入的政治態度是絕對必要的。要實現真正覆蓋所有人、提供高於貧窮線收入的全民基本收入，就需要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集合起來表示支持。它將無可避免地以某種形式重新分配收入與財富，這仍然必然是政治、而不僅僅是技術官僚的問題。同時，一項嚴肅且具再分配性質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將無可避免地引發一系列更廣泛的問題：工作的本質是甚麼？工作的價值是甚麼？社會如何創造價值？這種價值應該如何共享？

我們在書中提出的政治方案在這些事件中略有貢獻，從極左派到工會主義者、從記者到政治家，不同的人都讀過這本書。批判民間政治，以及需要從更廣泛、更制度化與更統識的角度思考，這些一直都是某些左翼團體討論的焦點。活動家、工會與政黨開始認真對待全民基本收入、自動化以及對新的反工作政治訴求，令這些構想之間的聯繫重新煥發活力。然而，跟任何試圖取代我們目前常識的方案一樣，其中某些元素遭受批評是可以理解的。借助後見之明與眾多回應之中具建樹的批評，在此反思本書內容以澄清我們的論點、回應最重要的問題、承認本書的局限，並糾正一些誤解。此舉出於謙遜虛心，因為我們視本書的作用為擴大辯論範圍、引起大眾反思我們認為對當代左派而言極為重要的議題。

後工作的眾未來

在關於本書的許多文章中，人們提出了一些關鍵問題：究竟後工作世界會為環境、勞動力、社會再生產與殖民主義帶來怎樣的改變。高科技的後工作世界，會否導致資源枯竭並摧毀地球的氣候？後工作世界是否意味着持續壓迫與征服低收入國家？家務和其他無償勞動在這個未來處於甚麼地位？這些都是必須提出的重要問題。為了回答這些疑問，我們在此勾勒一系列另類的可能未來，以指出後工作方案可能如何發展。粗略地說，我們可以想像四個寬廣且可能相互交錯的未來：一個新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後工作世界、一個生態不可持續的後工作世界、一個厭女的後工作世界，以及一個左派的後工作世界。

第一個可能的未來，將是一個新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後工作世界。在此，部份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會建立起後工作社會，但低收入國家則難以跟隨。後工作國家將會對移民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人口湧入將加劇現存的仇外心理，並動員國家作出各種嚴厲的回應措施。邊境將會收緊，散落在歐洲、美國與澳洲邊境的屍體將比今天更多。廉價勞動力將繼續在低收入國家受剝削，而國內監獄的勞動力將繼續存在，因其懲罰的效力與經濟效用同樣重要。結果將是現存的全球不平等加劇、仇外心理與種族主義擴張，以及因為西方世界武裝自己以對抗世界其他地區，政治與軍事的不穩定性持續加劇。

第二種可能的未來，將是一種生態上不可持續的後工作願景。在未來，或多或少會由國家建立起後工作社會，但其廣泛自動化的實現卻忽視了長期可持續性。世界各地的資源開採將會變本加厲，由此產生的污染與環境破壞將繼續惡化。低效率的自動化所用的能源將來自化石燃料，因此碳排放量甚至會超過當前趨勢。與此同時，消費模式將繼續擴張，因此所有生產力增幅都轉化為愈來愈多的產出。結果將是氣候災難加速並導致由氣候引起的大規模移民與仇外心理、嚴重的政治不穩、大量人命損失、生物圈破壞，以及許多生物面臨滅絕。

第三種未來，將是一個厭女的未來。在這個後工作未來，大多數僱傭勞動將消失，整體閒暇時間將大幅增加。然而，無償的再生產勞動並未同時發生變化。（註2） 婦女將繼續承擔這些工作，而烹飪、清潔與洗衣等家務勞動不會獲得自動化投資。或者，正如過往歷史的情況，任何家居科技都只關注更高的清潔標準，而非更少的工作。在這樣的社會中，男性從僱傭勞動中初獲解放，但女性卻繼續受到約束。相應的政治分歧將會擴大，男性前所未有地更自由參與公共生活，但女性仍然跟家庭綁在一起。

與這些令人沮喪的情景相比，我們可以想像第四種選擇：左派的後工作未來。這種選擇必須（至少）承諾開放邊界、廢除諸種空間控制機構（如監獄與貧民窟）、減少／社會化無償與有薪的工作、鞏固福利國家制度，以及提供全球基本收入。這尚非後資本主義（例如我們仍要在市場內購買商品、仍然保留私有財產、積累邏輯仍繼續運作），但就生計或是政治權力而言，這都將是比現在要好得多的世界。

本書試圖着手闡述一個後工作未來的願景、一條通向後工作未來的路徑。儘管對我們本書的回應涵蓋了許多關鍵的主題與想法，但這些討論中經常缺少了一個重要元素，那就是剩餘人口的問題。關於剩餘人口的一章之所以成為本書的主要轉捩點，是因為其中概述了後工作方案的基本動能與力量。（註3） 這一章試圖勾勒各種現象之間的系統性聯繫（例如邊境的致命功能）、對失業社區的暴力管理、對監獄勞工的極度剝削、徹底奴隸制的延續、非正規貧民窟的密度上升、自殺與心理健康問題的激增、對高等教育的攻擊，以及發展中世界步向後工業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我們提出自動化的問題，並強調發展中國家與少數群體最有可能進一步陷入貧困。正如我們主張，「許多人口被維持在貧民窟與非正規、非資本主義式經濟體之中，而新興的科技趨勢或會進一步鞏固這個狀況」。這一章試圖解釋最被邊緣化的群體受到的持續攻擊、令愈來愈多人被資本主義拋棄的方式，以及性別、種族和殖民主義在這場驅逐之中的重大影響力。（註4）

本書的基本論點之一，是新殖民主義、種族主義、不可持續和厭女的混合體，將會是當前資本主義發展路徑可預見的未來結果。正如我們在剩餘人口一章中試圖展示的，這種未來就是「一切照舊」的進路將會走向的終點──我們在整本書中不斷警示，如果不發起真正有意義的運動以改變現時的發展路線，一切只會變得更壞。我們同意部份批評者所言，後工作世界可能會建基於殖民主義、加倍無償再生產勞動，或徹底破壞生物圈之上。很遺憾，這或許並非虛言，特別考慮到近年來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與仇外心理的興起。然而，正是這種分析激發本書的主張：一個左派的後工作世界在今天既是必要，亦是可能的。這就是為甚麼在討論後工作之前，先討論剩餘人口──它構成了令後工作方案變得可被理解的形勢條件。因此，我們預想中的後工作未來並非一個離地的方案；它不是抽象的烏托邦。相反，當世界各地日漸滿目瘡痍，後工作未來圖像就是對現況回應，同時亦受現況模塑。重要的是：必須將後工作世界視為對現有和新興的新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與剝削狀況的回應。因此，任何延續或加劇上述狀況的後工作方案，都將違背我們的後工作未來願景。後工作本身有很多可取的地方──我們在本書以大量篇幅闡述其可取的原因。但在今天的狀況下，後工作有了新的迫切性──「這些傾向亟待回應」，而這就是為甚麼「後工作的世界會是愈發迫切的選擇」，以及「左派也應該為即將到來的工作與剩餘人口危機做好準備」。這意味着「二十一世紀左派的政治方案，必須是建立一個人們不再依賴僱傭勞動生存的經濟體」。這是激發我們提出後工作政治方案的根本關注。後工作的前提，不可以是富裕國家繼續掠奪和剝削最貧窮的國家，不可以是順性別男性宰制所有人，亦不可以是白人宰制有色人種。這些是任何左派後工作願景的基本坐標，而且這些座標沒有任何商榷的餘地。

民甚麼間？

我們現在轉向到書中（或許不意外地）最富爭議的概念：民間政治。讓我們先澄清：我們對我們稱之為民間政治的批評，既非因為我們相信替代的另類戰略與戰術在本質上較可取，亦非因為我們對民間政治抱有惡意。相反，我們的批評源於過去幾十年的鬥爭經驗。薩帕塔斯民族解放軍（Zapatistas）衝上世界舞台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但近乎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新近的任何一場運動足以威脅新自由主義（更別說資本主義）的宰制地位。我們自己在這些運動中的經歷，尤其是在佔領運動周圍曇花一現的希望曙光，正是我們着手撰寫本書的原因。我們希望這些運動成功，我們因其失敗而沮喪。我們對民間政治的批判，源於「甚麼出錯了？」這問題。我們的答案並非特別新穎──參與者與外部的評論者早以各種形式提出過答案，而本書大量借鑑了這些既存文獻。我們的新穎之處或許在於，將這些問題追溯到對無中介的偏好──即當代「民間政治」的核心。（事實上，或許「民間政治」〔folk politics〕更適切的名字應該為「無中介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mmediacy〕。）正是這種高舉無中介的價值──以及它成為常識的方式──正以各種方式現身於左派之中，不論是政治理論家的明確陳述，還是各種實踐內的隱含假設。

這就將我們引向這概念中一個從未獲得關注的面向：就是，它被歷史地建構的特性。（註5）雖然本書並未特別強調這個問題（僅在一個段落中提到），但我們的立場是，民間政治會隨着時間而變化。某些想法和價值觀會開始佔據主導地位，並進佔行動主義想像的直覺。在1960年代西方世界的大部份地區，民間政治的意思可能是建立革命政黨。在未來，民間政治將再次發生變化。例如，我們可能看到，有種民間政治的常識開始依賴社交媒體鍵盤行動派（social media clicktivism）。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意義的民間政治：一種是被歷史地建構的政治常識，另一則是指向無中介式政治常識的當代體現。可以說，鑑於其歷史性質，我們的計劃是建構一套新的民間政治。直到今天，民間政治──「一種與實際的權力機制脫節、被歷史地建構的集體政治常識」（粗體為後加）—才終於與民間（folk）的另一種含義部份重疊：基於高舉無中介的價值的小規模與本真的場所。

歸根究柢，我們渴望的是改變世界，而非證明自己正確而自我滿足。如果事態表明我們的批評有誤，我們會欣然承認錯誤。因此，對我們來說，本書的精要在於後半：對全球剩餘人口的分析和對未來的展望。我們為組織後工作世界而規劃的四項訴求，應被視為討論的起點，而非教條式的斷言。（註6） 就此，我們必須保持謙卑，因為我們對自己提出的批評以及為實現這些事情開出的處方，亦無確切把握。社會世界是複雜的，許多左翼思想家在提出改變世界的構思時的獨斷絕對，最終皆因一再敗陣而落空。

然而，回到民間政治，我們對這個理念的批評中有三個堅定不移的先決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對民間政治的批判就會超出其範圍。首先，民間政治是一種隱含傾向，而不是一種明確立場。因此以下是我們必須堅持的關鍵點：民間政治不等同於橫向主義、無政府主義、預演式政治或本地主義。我們建構這個概念是因為我們在這些運動中發現到很多有價值的東西，我們並不想簡單地全盤否定它們。相反，這個概念旨在從上述主義中挑選出特定特徵的子集。它旨在描述迄今為止無力改變世界或阻止新自由主義的各種運動背後的共同要素。但再次重申：民間政治與橫向主義、無政府主義、預演式政治或本地主義並不相連。有某些實踐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們對民間政治（作為空間上、時間上與概念上無中介的政治）的理解，我們主張這些實踐是有局限的。但是如果它們並未體現這些特徵（例如，無政府工團主義專注於創建可擴展的政治結構），我們就不會將之視為本質上是民間政治的。

有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補充我們的觀點。黑豹黨（Black Panthers）以健康、教育和食物為中心開展了各種社區活動，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民間政治思想的原型（社區？本地？）。但黑豹黨僅僅將這些努力視為更宏大的戰略願景的一部份。他們以絕麗的措辭描述這些規劃──「生存懸而未決的革命」（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這些規劃致力於創造新的社會再生產手段──不是作為與社會其他部份分離的空間，亦非作為預演式的樂園──而是作為推翻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更大鬥爭中的一種手段。這不是民間政治；它以全球分析為前提，並力求擴大行動規模，以應對龐大的壓迫結構。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要馬上補充，〔民間政治〕並非內在地就有缺陷」。相對於戰略定位與歷史條件的戰術，才是民間政治的。

要理解如何使用民間政治這術語，亦必須關注我們批評中的另一個先決條件。我們使用這個術語，一直意在挑釁，但絕無貶義。這在第二個條件中一目了然：我們並不拒斥民間政治。正如我們在書中所寫：「民間政治是任何成功政治方案的必要元件，但它只能是個起點。」我們對它的批評在於它不勝其任，而非它是錯誤的。這就是我們在整本書中不斷讚揚這些運動的原因：「佔領運動確實成功地建立了團結的社區、為希望幻滅與被邊緣化的人們發聲、提高公眾意識。」後來，我們注意到「依循直接民主原則的行動或許有助於實現某些目標，例如讓人民有發言權、創造強大的集體能動意識，以及讓不同的觀點得以表述。它可以促進民粹主義式身份認同的形成，並賦權人民，讓他們開始自視為一個集體」。這顯然遠非對民間政治的全面摒棄。這亦絕非要在「民間」和「現代性」之間建立老派的二元論；相反，我們試圖指向的那種關係可要複雜得多。

第三個先決條件，或許最能展示我們提出之批評的局限：民間政治只在試圖克服資本主義和氣候變化等龐大議題的方案中才變成問題。結合這一點與我們之前的警告，你會得到這樣的主張：無中介的政治是必要的，但不足以改變全球資本主義。若這看起來相當溫和，沒錯，我們認為它就是這樣溫和。

註1：尤其是皇家藝術、製造、商業學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發佈的報告，雖然它的規模缺乏雄心，但在英國對於政策規範化的討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見See Anthony Painter and Chris Thoung, Creative Citizen, Creative State: The 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London: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2015), at thersa.org. 有關英國全民基本收入成本計算更具雄心的闡述，見Howard Reed and Stewart Lansle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London: Compass, 2016).

註2：海絲特（Helen Hester）是為數不多會深入研究自動化對於再生產勞動的影響的學者之一──包括其局限和可能性。在題為「固執的性別」（Obstinate Gender）的演講中，她指出了許多後工作討論的局限：「主要（並有問題地）跟順性別男性（cis men）相關的工作形式，被明確地視為必須抵制、拒絕和（通過自動化）超越。同時，對傳統上（並再次有問題地）被性別化為『女性化』的工作形式的回應，涉及的不是譴責而是給予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後工作社會亦是前工作社會，因為它們預示着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再生產勞動在其中激增。『男性化』的勞動得以逃脫，但『女性化』的勞動卻以倍數增加—所有這些都以一種（據稱）標誌着工作終結的方式進行。」Helen Hester, ‘Obstinate Gender: Techno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Transformation’, The Academy Lectures, Oslo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Arts, Oslo, 9 September 2015.

註3：事實上，正如大家所述，本書是一本關於科技的書，但「剩餘人口」這個詞於正文中出現的次數跟「科技」一樣多。

註4：關於本章精彩的補充，見Bue Rubner Hansen, ‘Surplus Popul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lass Formation’, Viewpoint 5 (2016).

註5：這種被歷史地建構的特性，就是我們於「民間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意義中使用「民間」一詞的原因──作為一種對於世界的直覺聯想，而這個世界是由社會建構並且在歷史上是可變的。

註6：我們亦希望重申，雖然今天幾乎所有的焦點都將全民基本收入視為解決我們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這從根本上是被誤導的。全民基本收是個可競逐的對象（contestable object），我們應該圍繞它動員，但不應該將我們所有的資源和希望都投入其中。相比這個議題，更大的訴求在於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