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為何寫作？創作者的逆行：洛楓對談楊佳嫻 ft.《不合時宜的群像》

➤不合時宜者的逆行，談思想家羅蘭．巴特

洛楓回憶，2019年的香港，她的生活完全停擺，生活中一大堆沒有出口的問題：城市、疫情、寫作，或是感情的困境，她只好寄望在書中尋找答案。那時，她一邊讀書，一邊寫隨筆，洛楓的寫作目的早已不是回答「為什麼寫」，而是為了「寫下去」，寫，是為了撐下去、活下去。但她坦言，很多時候，閱讀無法給出明確答案，而更像是一場轉移視線的過程。

「好像失戀時去讀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戀人絮語》，你看完以後都忘記自己失戀了。」她笑說，思緒隨著語言的延異流向另一個世界，再從書中回到現實時，所有的問題彷彿也隨時間變小了。如同詩人飲江所說：「把不能解決的問題放在冰箱裡冰起來，過幾天待它解凍後，發現問題早已消失了。」

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

這段經驗也引起楊佳嫻的共鳴。她指出，羅蘭．巴特的特殊文體讓人深受啟發：「理論性的思考，其實並不只能用特定文字表達，理論不是一個方正嚴密的事物，它仍然是從社會與生命中生長出來的東西。」

洛楓從大學時期便著迷於讀理論，卻不喜歡學院將理論視為「工具」的姿態，當時的前輩甚至認為洛楓應在創作跟學術之間二選一。為什麼一定得這樣？洛楓偏不想走這合宜的路。她曾以猶太裔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遊盪者理論分析香港樂隊達明一派音樂中的城市意象，文章刊出後便遭到不少批評，她的碩士論文更一度登上報紙，公開受到質疑與攻擊。

「把不能合在一起的東西合在一起，就是不合時宜。」她直言，自己的寫作常被退稿，也常被批評風格難以歸類。「在香港，沒有人教你怎樣成為一個人，一個作家。」她也惟有在書中尋找啟蒙及同行者，讀到村上春樹如何面對惡評的態度：「要把惡評像吞針一樣吞下去。」讓她更加堅信：「做人不可能討好全世界，那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鬆動框架界線，談詩人夏宇

洛楓得意地曬出詩人夏宇親贈的詩集，回憶20多歲時以自己的第一本詩集換得夏宇的《腹語術》，至今仍視為珍寶。她特別喜歡書中夏宇與學者萬胥亭的筆談，尤其那句帥氣的話：「別人怎麼看我的書，就像我愛你，可是與你無關！」夏宇面對讀者、批評時的灑脫態度，也成了洛楓解構夏宇詩學的起點。

談起夏宇「五張桌子」的寫作方法，夏宇說自己擁有5張不同形狀、大小的桌子，想寫作的時候，就挑比較乾淨的那張坐下來，弄亂了再換另一張。洛楓將其視為一種書寫方法的隱喻，她自己寫作時也會用到輪轉式書寫法（rotational format of writing）：在詩、評論、小說、訪談與其他形式間，不斷流轉交織。

洛楓被夏宇的詩學深深打動，包括在男女二元的邊界上隨意蹓躂，恣意遊玩於束縛寫作者的界線中。夏宇擅長以軟性方式回應束縛，不與之硬碰，另闢蹊徑，將框架拆解、戲耍。

楊佳嫻也對夏宇以「好玩」方式回應嚴肅問題，印象深刻。例如夏宇說起自己不讀詩時，會讀一本叫《秘術一千種》的書，其中荒謬的內容讓她一度深信是夏宇憑空想出來的，後來才發現真有其書。

又例如夏宇曾辦詩刊，其中一期的主題是「來稿必登」，她拒絕一般文學刊物的審稿體制：「為什麼不能有一本詩刊，是所有人投稿我就全部刊登？」可見夏宇對框架的反叛。

鄧小樺認為夏宇的美學觀特別吸引人，例如關於「垃圾」的概念，有些東西原本是廢物，但只要稍作改變，它就能轉化為藝術。夏宇經常以未完成、留白的形式呈現作品，在她的第一本詩集《備忘錄》中的「連連看」設計，就是讓讀者必須參與、補足，意義才得以生成。

洛楓則回應道：「說實話，社會根本不需要文學。文學本來就是剩餘價值，可越處於邊緣，才越享有自由。相反，如果你擁有能被利用的主流價值，就會被更嚴厲地規訓與管制。」她認為，夏宇的策略正是從殘缺的廚餘剩菜中重新烹調出新的意義。

➤站著寫作，燃起對現世的思考，談小說家西西

香港小說家西西有太多極好的作品，然而洛楓在書中選讀西西《看小說》，思考小說家如何寫小說評論。一直以來，學界或評論界多認為評論要客觀、嚴肅、去個人風格，但西西偏不，她以高超的小說技藝寫評論，以活靈活現的「複述」讓評論充滿趣味。

香港小說家西西

洛楓分享自己的文章常被人修改標點符號，例如論文被要求不准用感嘆號、不准用破折號。而西西提出：「作家的標點，就是她的符號。」標點不只是功能性的存在，更是一種美學，這細微之處是作家獨特的文法。

西西挑戰既定的規範給了洛楓很大的勇氣，她欣賞西西能看見一般不創作的評論人不一定能察覺到的細節。

談及「文學之用」，西西曾借用法國小說家米歇爾．圖尼埃（Michel Tournier）的短篇小說〈站着寫作〉裡的一段話：「作家應該站著寫作，絕不能跪下；生活本身就是一項工作，應該永遠站著完成它。」

洛楓很認同，她進一步引用香港詩人飲江：「文學不能改變現實，但能改變人的想法，而人就能改變世界。」作家的天職，是憑藉書寫點燃大家對現存秩序的思考，甚至要逆風而行，不能跪下。

➤寫作者的力量與自由，談小說家昆德拉

談及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說的藝術》時，洛楓提到，自己是帶著問題意識閱讀這本書。她想知道，作為一位流亡的作家，昆德拉的書寫說了什麼？經歷極權、顛沛與離散的作家，如何活過來？在閱讀中，洛楓感受到一股深沉的力量。

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

「抗爭與寫作有什麼關係？當抗爭發生時，會不會覺得有天一定要寫出什麼？這是不是作家的職責？」鄧小樺提問。

「作家應該是完全自由的。」洛楓回應，強調一位作家若「一定要」書寫某個題材，這本身就是箝制。這樣的期待與過去「文藝服務工農兵」的口號，沒有本質的差異。

作家應該選擇自己想寫的東西，每個時代能夠被書寫的面向很多，不一定要在特定標籤下書寫。她舉例，一位女性買菜、帶孩子的日常，也可以是反映時代的方式。

「我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共同體，因為它會抹掉個體的獨立性。」無論立場是什麼，洛楓都相信，作家應該超越所有體制的限制，作家不該屬於任何一邊，應該站在所有體制的外面。

➤知道自己無家，才不會受苦

洛楓認為，香港人的宿命是漂流。

「家」往往意指「房子」，而在香港的語境中，土地不再與歸屬、根源連結，而是金錢的象徵。土地代表房價、跌漲與炒賣。她觀察到香港同輩或後輩為了買房安家，耗盡一生心力，又有多少人真的能掌握命運？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謂的「棲居之處」（shelter），是指一處庇護的地方，收容人以供避難、養育的功能。洛楓回憶起2019年某夜，因道路封鎖而無法返家，流落街頭，最後走進一座教堂。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

那晚，臨時棲居於教堂，那不是家，卻暫時接納了那些無法回家的人。她深刻體會海德格的另一層意義：「有些建築本來不是讓人棲居的，但有些時候，它成了唯一的棲所。」

楊佳嫻提起，在清華大學人社學院前的石階上，刻著葉石濤的名言：「沒有土地，哪有文學。」展現了強烈的土地依戀，文學與其生命緊密相連。她想起在大學念書時，老師以張愛玲為例，表示她離開上海後的創作每況愈下，認為作家一旦離開自己的土地，書寫便難以為繼。

清華大學人社學院前石階上的刻字。

張愛玲的案例，或許呼應了海德格所說「詩意地棲居」（poetically man dwells），她將自己與文學一起帶著走，寄身在文字之中，在哪裡都能落腳寫作──「我雖無家，但我棲居」。

有時候，即使人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國家，依然無家可歸。正如洛楓讀了海德格的領悟是：「你必須知道自己無家，才不會受苦。雖然很悲觀，但不能不知道。」

文章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文連結：https://bit.ly/4pXBa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