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年的梅姐逝世紀念日那天,曾獲金像獎最佳導演的梁樂民收到安樂電影公司總裁江志強的電話,邀請他執導《梅艷芳》。雖然知道任務艱鉅,但他還是接受挑戰,因為拍梅姐的機會太難得,他不想將來後悔。「香港等了一百年才出了一個梅艷芳。」他說。
後來,電影成為香港二○二一年度華語片票房總冠軍。除了票房成功,電影還引起巨大的社會效應:接近一百萬人次入場,全城悼念梅姐之餘,電影亦勾起觀眾的懷舊情緒,紛紛追念黃金時期的香港。
梁樂民說,電影中的香港情懷不是刻意經營,而是在重塑梅姐人生的過程中自自然然出現的。原因是,他們真的很愛香港,所以在創作的時候已經把這種感情放在裡面。
成長過程中,你對梅姐有什麼感覺?對她的歌曲及電影留下什麼印象?
小時候,梅姐好像是永遠都存在。她跟張國榮及陳百強等紅歌星,今天上《勁歌金曲》,明天上《新地任你點》。我記得,我們一群男校學生在學校唱《緣分》,有人唱「你我相隔多麼遠」,又有人會回一句。Jack(《梅艷芳》編劇吳煒倫)也說,他姐姐會扮她唱《夢伴》。很多年之後,才知道原來這是Cantopop,原來這個叫做香港盛世。
香港人會將街坊、甚至是不相熟的人說成親人;我兒子去買東西,老闆會叫他細佬。對於巨星也是,我們會叫梅姐、哥哥,好像他們是親人,而他們也好像把我們當成親人。
你有特別喜歡梅姐的某些作品嗎?
我喜歡《英雄本色III夕陽之歌》及《東方三俠》。至於《胭脂扣》,是沒法不喜歡的。她搞笑也很好玩,像《審死官》。她真的很全能。她走了這麼多年後,沒有一個人比得上她。唱歌也許有人跟她平手,拍戲可能有人跟她平手,但她可以在不同範疇都那麼成功,很不簡單。
當時,江志強說有套文藝片很適合你拍,但你的往績是拍動作片。是不是他知道你想轉型?當時你第一反應是怎樣的?
我當時不太懂得反應,我好像說了三次:這是我的榮譽。
喜歡文字、喜歡創作的人應該都會喜歡文藝,拍動作片對文字創作人來說或許會有些不滿足。拍《寒戰2》拍到累了的時候,我會埋怨說,要是拍文藝片就好了,這可能傳到老闆耳中。事情就是這樣意外地開始的。沒想到拍這套文藝片比想像中辛苦,但過程中真的學了很多。我要多謝老闆。
你入行後,有沒有親身接觸過梅姐?
《半生緣》在上海拍攝時,我去過一次探班。我跟梅姐既有距離,又不是太大距離。例如關錦鵬導演、杜sir(杜琪峯)跟她合作過,他們未必可以拍傳記,因為距離太近了。反而我這種隔了一代的電影人,有機會見過她,但又不太親近,這個距離似乎剛剛好。
籌備階段,你們做了很多資料搜集,又訪問很多人,這過程是怎樣的?有沒有哪個訪問特別印象深刻?
開拍之前,我們先做了大量資料搜集。某幾場戲,例如黎小田去酒廊找梅姐兩姐妹參加比賽那一場,就是來自你們編的《最後的蔓珠莎華》,所以要感謝你們。另外,劉培基先生的自傳《舉頭望明月》也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之後,我們又訪問了很多人。很神奇地,大家好像覺得梅姐還未走;大家講起她,還是會笑哈哈的。其中,曾志偉最打動我。我們在他餐廳的樓上,邊喝邊聊天。他說以前他們一群人多頑皮,玩到酒店房好像要total loss,梅姐又會喝到大醉。他會說,哎呀她又遲到了,好像她還未走。在她的好朋友心裡,梅姐一直有個位置,仍然存在著。
草蜢的訪問也印象深刻。他們講到,梅姐教他們做人要「有頭有尾有交帶」。草蜢是我和Jack一起見的,我們覺得這句話很好,但真是對草蜢有點不好意思,因為電影不夠篇幅講他們。那麼,怎去用這句對白呢?我們就把它交給家姐梅愛芳講。因為她早逝,這句話出自她口中很令人動容,這後來亦成為梅姐的信念,她對fans對Eddie都是「有頭有尾有交帶」。
我們的籌備過程很艱辛。終於有天,所有部門的幾百人都已準備好,如箭在弦。但在開拍前兩個星期,江生問我準備好未,如果未準備好可以停。我回答說,如果現在就停,所有人都會恨我。而且,如果五年後、十年後有另一個導演拍梅艷芳,我會很不忿氣。他就說:那好,既然大家上了一條船,走吧!當時,他是鼓勵我,穩住我的心。
江生這樣問,是不是因為他察覺到你當時有擔心?
要拍梅艷芳這麼大的人物,投資那麼多錢,找新人做主角,又找來動作片導演來拍,當時消息傳出去,應該是沒有人看好。這些意見,老闆也一定聽到。我覺得,他一早已預計回不了本,我也感受到他的壓力。所以,這是老闆的一個壯舉。我們是很浪漫、很有情懷地完成了這部電影。
你決定拍這部電影之後,是怎樣去找一個角度講梅姐的故事?
我其實沒想太多。第一,由香港導演去講梅艷芳的故事是對的。我不是說其他地方的電影人不優秀,但他們不在這個城市生活。第二,我們的使命是把她介紹給新一代。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已經熟悉梅艷芳的人,就應該像電影《時代教主:喬布斯》(Steve Jobs)只拍三場發佈會,或者像《史賓莎》(Spencer)只拍戴安娜王妃跟皇室家人過聖誕,即是可能只集中梅姐某一兩個演唱會。那個方式比較藝術,拍出來也許評價會很高,但票房未必高,而且是要求觀眾事先對那個人物熟悉。但是,如果要介紹梅姐給新一代,就要用我們現在這個方式。有人說電影是流水帳,其實也沒錯,因為我們確實是這樣說故事。
你們寫劇本時,如何在真實與創作之間取得平衡?
我們去謝票時,有位女士看完電影後顫抖著問:開場第一句是梅姐對Eddie說「我捨不得」,這句話是不是真的?我對她說,這情感是真的,同時也經過了戲劇處理。
搜集了非常大量資料後,我們要思考用什麼方式把那些故事說出來。有觀眾或許會fact check每個細節,說當日事情不是這樣子,但一部劇情片沒可能百分百還原真實。所以我只能說,事件未必完全是電影所拍那樣,但裡頭的情感是真的。譬如梅姐在泰國聽小女孩唱歌那一幕,不是真的,但內裡的情感卻是真的。
又例如避難那一年,她其實去了很多地方,但我們只集中講泰國。她男友不少,我沒辦法每一段愛情都講。我和Jack就想,日本那一段一定是最深刻的。這不是虛構,因為她二○○三年做化療之前,的確特地去日本找這位舊情人。我們就在這些基礎上創作。
梅姐人生中的事業、友情、愛情,還有社會參與等,材料非常豐富,你們怎樣在劇本上作取捨?
開拍前,這個劇本有一百五十頁,這其實是不對的。一個電影劇本最好是三萬五千字之內,印出來不要超過一百一十頁。如果太多,拍完還是要丟。但我們當時拿著一百五十頁劇本,所有部門一起開會討論,但這場有人說不要丟,那場又有人說很喜歡,不能丟。
既然這樣,那就拍吧,老闆也沒有說什麼。拍完才是最痛苦的,要捨棄就像要把肉割下來。幸好後來有了電視版,讓多一點橋段曝光。其實,當日我們沒準備做劇集形式,因為拍攝文法是不一樣的。
現在這個電視版,是不是已經很接近你心目中完整的版本呢?
應該說,以當時的資源及能力,已經盡力拍出來了。那一百五十頁劇本,幾乎都在電視版的三個多小時裡面了;有些拍得不夠好的,當然就沒放進去。
所以不用期待一個更完整的版本?或者是DVD版?
永遠都是傳說中、未看過的版本最精彩。而且,再剪一次牽涉很多錢。音樂版權每次用都要再談,談版權那班同事都快瘋了。我也未收到消息,短期內未必會出影碟。版權賣了給串流平台,不知道到什麼時候為止。
電影中跟梅姐有關的地景,如彌敦道及利舞臺等,有推動劇情的作用,也勾起觀眾很多回憶。你們寫劇本時,是否一早鎖定這些空間元素?
我們原意是表現兩姐妹相依為命,背景就是有很多歌廳的彌敦道及佐敦道。但原來,這背景亦勾起觀眾的記憶——當時大家都很苦,可能要做兩份工,而比較有錢的人就會去歌廳消費。梅姐的人生跟一般人有這種聯繫,這不是我們一開始就想到的,而是後來各種元素加在一起,有了化學效果。
利舞臺是當時的殿堂,就像現在的紅館。它也確實漂亮,有種舊式的優雅。當時我們就想,相依為命的姐妹憧憬未來,怎麼憧憬?兩人從小唱歌,又不會做其他事情,就看著利舞臺做夢吧!我和Jack就慢慢把這些情節創作出來。
梅姐跟姐姐對著利舞臺做夢,之後又跟哥哥在尖東對著紅館做夢,兩場戲很對應。
哥哥自己說過,他未紅時把帽子拋到台下的故事。這場戲是融合了那段往事。
你們選歌的時候有什麼考量?剛剛提到,有些歌的版權問題頗複雜?
我們主要因應電影內容選歌。其實我很想用《夢伴》,但如果《烈焰紅唇》和《夢伴》只能選一首,就會是《烈焰紅唇》。例如《歌之女》放片尾,效果很好。她真的有很多歌可以選,可以推進劇情。
音樂方面,我相當感謝阿熹(趙增熹)。他說話很簡潔,往往一說出來就已經是答案了。他說,要訓練Louise(王丹妮)一開口就令觀眾誤會她是梅艷芳。另外,他提起《心債》,其實梅姐一輩子就是「明明用盡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計」,他就把音符放在她的愛情線中。觀眾不一定聽得到,但潛意識已經把你帶進她的人生;《赤的疑惑》的音符也是,電影版中,她再去日本見後藤的時候就是用這音符。
版權的確是一個難題。尤其是外語歌更困難,有時一首歌就索價六十萬,有時又找不到版權持有人,拖很久。
電視版有一場用《裝飾的眼淚》講兩段感情,拍得很好。這段為什麼沒有放在電影版?
她有很多男朋友,但我們沒篇幅去講,所以用一首歌表現。但我們在正式公映前放了一些神秘場去詢問觀眾反應,老中青觀眾都有。當時有觀眾覺得,這場戲似乎拖慢了節奏,所以電影版刪掉了,後來在串流平台可以重見天日。
你做美術出身,電影的八、九十年代用了金黃暖色調,千禧之後用了冷色調,可以談談電影的美術部分嗎?
這是美術組及攝影師的功勞。攝影師明哥(潘耀明)處理七、八十年代時,他的啡色是包著紫色,紫色給人優雅及高尚的感覺,很漂亮。這個紫你未必會發現,但能令你進入那個世界。明哥花了很多心思去做。
到千禧之後,因為SARS,因為哥哥去世,大家都很記得。二○○三年四月一日,那天是很孤寂很悲傷的,好像天塌下來了。明哥用了顏色去表現那情感,就是那種冷。
電影有個主題是傳承。Eddie等長輩對梅姐好,她在大球場又把重任交給草蜢。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但不少觀眾似乎沒留意。
首先這一定是梅姐的性格。小時候我住彩虹邨,和街坊關係很好,有時鄰居會幫忙帶小孩。以前大家窮,如果不互相幫助,是很難過日子的。
這種後來被稱為「獅子山精神」的東西,不是研究出來的,而是生活迫出來的。這種互相幫助,其實也體現在傳承。我入行做美術,前輩教我很多,他提醒我要有自己的判斷,因為我不會永遠當助手。我跟過一個美指前輩Bill叔叔(雷楚雄),我問他為什麼不介意教人,別人學會了不就跟他爭飯碗?他說:我教的是我今天懂的東西,明天我自己都進步啦,怕什麼?
Bill叔叔有一份自信,梅姐也有這種自信。她知道其他人撼動不了她,她樂於給後輩很多機會,去幫他們。梅姐有種責任,要帶他們上去,因為曾經也是有人這樣帶她。她讀書不多,但是有江湖人那種味道。
電影有不少梅姐的真實片段,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處理?
這不是我們的原意,而是其中一位剪接師David Richardson的提議。他是外國人,是杜sir御用的剪接師。他看片後,找了很多梅姐的片段去併合,他說Louise的某些角度很像梅姐,可以做到真假混合。這個也是阿熹做音樂的原意,而David用畫面做,阿熹就用聲音做。他們沒有商量過,但這原來是可以令觀眾感動。
另外,梅姐一生牽涉了太多其他藝人,可能要找人演劉德華、楊紫瓊及杜琪峯,太困難了,我們只好取捨。我和Jack本來想拍她宣佈患病的記招,但當時她後面有成龍、劉德華及鄭秀文等,幾乎整個娛樂圈都在現場,怎麼找人演?但這場又太重要了,所以只能用新聞片段。真的東西是有它的威力。
Louise的演出備受讚賞,你們是如何幫她入戲的?
她們兩姐妹很不一樣。Fish(廖子妤)是用恐懼推動自己;她一進歌廳,覺得很真實,怕自己演不來,手都在震。Louise就相反,她看到場景很漂亮,給她穿的裙子很漂亮,就會先去享受,再說服自己是梅艷芳,然後就入戲了。
我們頭兩天先拍尖東海傍那場,因為是綠幕,她和阿謙(劉俊謙)就對著空氣演,我也怕會有問題。然後Jack就說給她一包煙,她一拿起煙就入戲了,像大姐一樣。她是模特兒出身,化好妝,做好髮型,穿好戲服,一有攝影機,她就自動打起精神。她很用心,不停的看梅姐的片。在現場,大家都叫她梅姐,令她有自信。整個拍攝過程,她的狀態是穩定的,阿謙也一樣。
你覺得Louise的演出有沒有什麼不足?
她完全不會跳舞。找人演梅姐真是太艱難,你不可能找到第二個梅艷芳。無論她怎麼學,都沒有梅姐舉手投足那種感覺。電影中的舞台表演,都要剪接幫忙。
這電影勾起了很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及懷舊情緒,這是你創作過程中有意加入的元素嗎?
懷舊並不是電影的本意,但很多東西慢慢走在一起,就變成現在這樣子。梅姐走過六十及七十年代,在八十年代走紅。如果要把梅姐帶回來的話,也要把那個時代帶回來。我們本來是想去彌敦道拍實景,但到現場一看,建築物、燈柱、交通燈、地面所有東西都不一樣了。
我們小時候坐巴士出去尖沙咀,在上層聊天,看到「妙麗」那個招牌就知道快到碼頭了,要下車了。當時,我們不覺得那個牌有多重要,然後有天它消失了,但經過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原來大家心裡還是想念的。我們重構出來,大家是會感動的。這一點,我們一開始並不知道它的威力。
剪片的時候,那些場面背景還是綠幕,我們只集中看演員表演。但一有了CG,做了顏色之後,「妙麗」招牌、利舞臺及尖東海傍一一出現,我自己都很感動。那些場景,我們回不去了;這些回不去的時光,原來大家一直在心裡收藏起來,藏得很深。
香港變得太快了。日本也好,台灣也好,十年之後再去,很可能某個地方還在,甚至老闆還在。但在香港,可能不到半年之後你再去彌敦道,店舖不見了,所有東西都不一樣了。我們一開始可能覺得:這個沒有了,沒關係,那個沒有了,又沒關係。但是不是真的沒關係?這些「沒關係」堆積起來,就有了懷舊情緒。如果我得到這條鑰匙打開它,大家就會被打動:「哎呀,就是這個地方啊!那裡我也去過呀!」
香港電影很久沒有用一個人物講一個年代。也許,此刻的香港人是很需要這樣的一部戲。這不是拍《梅艷芳》的本意,我們只是努力創作,但很多東西是有機地走在一起,最後有了那效果。
今天,有些人為了某些原因離開香港生活,但我在不同地方遇到的香港人都仍然很愛這個地方。作品是最誠實的,你會從中看到導演的性格,電影已經展現了他是一個什麼人。因為我們都很愛這個地方,所以有意無意間,我們在創作的時候已經把這種愛香港的感情放在裡面。
你曾強調拍這部戲帶著很多使命,例如有責任記錄當年香港,有責任培育年輕演員。為什麼拍這部片特別有使命感?
這部戲很大投資,又用新人,從商業角度是很任性的。但有多任性,就要有多少責任感,要向公司負責,向觀眾負責。例如,我覺得捧新人是很重要的。很久以前的TVB及華星就有捧新人的機制,搞訓練班,辦新秀。我當時很天真地想,如果即將要紅的新人都曾經拍過《梅艷芳》,那就好了。像阿Dee(何啟華),當時大家不認識他,想剪掉他的戲份,但他現在紅了。他很喜歡演戲,也很努力,拍攝當日他演得滿頭大汗。
拍戲過程中,有沒有曾經跟梅姐有某些感應?
當晚我們決定用Louise後,我一回到家,家裡的iPod就隨機播出《赤的疑惑》,我嚇了一跳。當時老婆在家中,她根本不知道我在籌備這部戲。決定了選角,我就建議去拜梅姐,把Louise也帶去,跟梅姐說:「不好意思,我們要拍你,我們會很用心,希望你幫幫我們吧!」這是根本的禮貌與尊重。我們選了Fish又一起去拜Ann姐(梅愛芳),選了阿謙又一起去拜哥哥,後來老闆也加入了。
你曾經形容這是你的life time project,這部電影在你的電影生涯留下什麼? 這麼多年後,觀眾仍對梅姐有這麼深的感情,你有什麼感覺?
我第四部戲就拍《梅艷芳》,是很大榮譽。而且,這樣的機會還會遇到嗎?香港導演可能未來十年都不會有這種機會。
香港是用了一百年才出到一個梅艷芳,這是福氣。鄰近地方,有沒有出過這樣的人物?那怕她只活了四十年,但她那麼紅,演藝成就那麼高。要多少天時地利人和,要多少歷史的偶然,才能出到一個梅艷芳?
總有觀眾想挑起矛盾,譬如問如果梅姐今天在世,她會是個怎樣的人?其實,就算是我兒子,我都不可以幫他回答,我又怎可以為梅姐代言?如果我有機會再見到梅姐,她可能會摸一摸我的頭,說辛苦了,又或者說,你怎麼這麼傻,拍我。我覺得我們會以這種方式再見面,和哥哥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