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梅艷芳:《梅艷芳》的親情和愛情

影評 | by  葉嘉詠 | 2021-11-26

《梅艷芳》既能讓我們重溫昔日香港的面貌、回憶香港的重要歷史等,看來像一部懷舊電影。《梅艷芳》也能讓我們緬懷梅艷芳人生中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情,看來也像一部人物紀錄片。不少影評對這兩大議題都有很多討論,本文嘗試從另外兩個角度:生父的缺席和異地的對比,呈現導演如何建構梅艷芳與「我們」的關係。


生父的缺席


要談梅艷芳的親情,觀眾大多留意電影缺少了梅艷芳母親和兄長,也受電影深入刻劃梅愛芳和梅艷芳的姐妹情所感動,卻鮮少談及梅艷芳提過的親生父親。


導演特意安排電影的尾段,由梅艷芳「親口」說出自己未見過生父,她視劉培基、何冠昌和蘇生為父親。這段對白很值得討論。即使姐妹情很好,梅愛芳患病,梅艷芳在其病床前安慰和唱歌,但梅艷芳是「親口」提及她的生父,更值得注意的是,生父的缺席並未對梅艷芳造成什麼人生的缺陷和遺憾,相反,導演帶出的訊息是,梅艷芳是屬於「我們」的。


能夠成就「我們」的梅艷芳,就是這三位男士的功勞,導演的選材不錯。蘇生教她唱歌投入感情,何冠昌投資的《胭脂扣》讓她勇奪金馬影后,劉培基為她設計百變造型,三位都對她恩重如山,但只有她的生父是帶她來到這個世界的必要人物之一,否則任憑這三位男士再厲害,都無法讓梅艷芳成為梅艷芳。不過,在導演眼中,以上三位男士雖然只是「代替」了梅艷芳的生父,正是那種超越個人和家族血濃於水的親情,讓他們以其過人的能力建立梅艷芳的天后形象,讓梅艷芳成為站在舞台上的閃耀巨星,讓「我們」可以帶著欣賞的眼光讚許她的歌藝、演技和造型。


再看導演安排三位男士在電影出場的時序,更突顯了梅艷芳作為「我們」榜樣的意義。蘇生雖然在華星時一直幫助梅艷芳,又提醒她平衡愛情與事業,但他後來移民,在梅艷芳生命中缺少了一段時日。何冠昌的重要在替梅艷芳解決江湖大佬一事。看來只有劉培基可說是一直陪伴梅艷芳的人,除與事實有關,其設計師身份也是最能接近一位演戲、唱歌、拍廣告等兼擅的藝人吧。然而,即使兩人再親密無間,當梅艷芳舉行最後一場演唱會,劉培基依然只是替她設計婚紗、替她在台下整理衣飾,未有作為父親的人物挽著她的手進場。這個甚具象徵意義的動作,導演仍然選擇「忠於原著」,沒有強加情節而變成大團圓結局,這便可以理解,梅艷芳的「嫁給舞台」,並不只是煽情的口號,而是屬於「我們」的意思。當電影重現梅艷芳披上婚紗的模樣,觀眾自然感受到梅艷芳的專業和敬業,這不是跟香港人無畏無懼的獅子山精神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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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的對比


梅艷芳一生中有多少男朋友,外人是無法完全知曉的。《梅艷芳》選取了梅艷芳的兩段戀情,一是與日本男歌手後藤夕輝的異地戀,二是與香港男友Ben的「異地」戀。兩段戀情的共同之處在於異地,一在日本,二在泰國。


很多「梅迷」對於導演美化近藤真彥大表不滿,事實上我們看到導演在描繪這段愛情時,除了梅艷芳的付出,例如她多次飛往日本探望後藤,為他做飯和打理家居,我們也不能忽略後藤也會為她唱歌,「一見鍾情」的歌名不是單向而是雙向的。這裡無意為後藤洗白,但我們還需要留意後藤的國籍。日本是一個怎樣的國家?電影有意以二人的日本之旅,呈現梅艷芳在這個「異國」的身不由己。


戀人旅行應該是更加親密的表現,但《梅艷芳》將這段情節視為梅艷芳「回歸」香港的轉捩點之一。表面上導演設計二人在日式溫泉酒店享受浪漫,實際上暗示梅艷芳在日本傳統中的左右為難。電影特意借助兩種「阻隔」,形成二人關係破裂的重要線索,一是語言,一是文化。後藤社長突然而至,因為語言的隔閡,梅艷芳只能透過助理所說的好像「叮噹」躱進衣櫃,而社長和後藤的對話,梅艷芳也只能以錄音機錄下並請人翻譯才知道內容,我們由此明白,兩人的距離不只是愛情便能夠克服的,兩地的語言和文化差距是更大的難題。在男性和階級主導的日本社會,梅艷芳不只是需要作為一位主婦,還應當明白和遷就丈夫,缺少了語言的直接溝通,失卻了文化的直接交流,他們又怎能繼續下去?梅艷芳其後致電後藤似乎是不必要了,暗示已很足夠了,留待觀眾自行想像不是更有餘味嗎?


至於梅艷芳和Ben 的一段情,雖說是為逃避黑社會人士的追蹤而至泰國,但他們不但沒有因為離開香港而享受短暫的自由,反而讓兩人更了解各自的差異,不可不說是「因禍得福」。很多觀眾都注意到梅艷芳坐著Ben的電單車避開追殺一幕,有如《天若有情》式的劇情實在太浪漫了,不過如果只為「飛車」,便不用安排泰國這個場景。


雖說有本可依,劉培基或許真的有間別墅在泰國,但泰國似乎也跟梅艷芳信奉的佛教有關。故此,泰國隱含宗教的力量和展現空間的幽靜,當可作為繁忙都會香港的參照,加上泰國的冷清和危險,反襯梅艷芳對香港感情的熱熾和強烈,而且這種感覺出現在「飛車」情節之後,梅艷芳便不再為了避禍,反而有種越是身處異地,越是需要回到香港的逼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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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以兩種情景呈現梅艷芳心境的轉變。其中一幕講述梅艷芳在別墅看著電視播放她的片段,這是對鏡自照的省悟。另一幕是她躺在椅子上與劉培基說要為香港做些什麼,對著一覽平靜的湖面,雖說不上是典型的空鏡頭,但隱含清明如鏡的心境也是合理的。故此,梅艷芳決定回港做善事,建小學、探望露宿者等行動,便有了明確的基礎。在劇情的轉折上是順暢的,不過對白太「白」便是另一問題了。


如果說梅艷芳的這兩段戀情都顯出她為愛情犧牲,可能只對答一半,另一半就是,梅艷芳因著到異地,與香港產生距離,才令她更明白自己是屬於香港的,也讓觀眾明白梅艷芳之所以為「我們」所喜愛,是因為她曾經迷失和掙扎,這是「我們」都有的共鳴。


雖然有些人物未有出現在電影之中,也有些事件輕輕帶過,例如摯友張國榮。梅艷芳在張國榮棺材前的激動,應當有更多的鋪排,否則便有借「人」過橋之嫌。當然,觀眾都很明白人物傳記電影難拍,一部電影也無法完全呈現人物的整個人生,所以我們在欣賞《梅艷芳》之時,或多或少帶著主觀願望和期盼,或長或短想著擁抱屬於自己的片刻,以致有時太著急於表達和呈現,不過活潑繽紛的說法不是更見多元社會的可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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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詠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現於原校任講師。研究興趣包括台灣文學、香港文學、電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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