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如何「真實」？——讀何兆武《上學記》與《上班記》

關於二十世紀中國史的敘述，從文學虛構到檔案記錄，由回憶錄到學術研究，知識份子孜孜不倦，希望說清楚這段複雜的歷史，或者使「歷史」更形複雜。然而即使「千士諤諤」，要說何兆武口述《上學記》、《上班記》二書是最不可或缺的知識份子記錄也絕不為過。二書的出版，無疑為混沌晦暗的二十世紀中國史添上明朗清爽的一筆：如何兆武父親所言，政治是黑暗而骯髒的，那麼不碰政治的知識份子像何兆武，從民國到文革這大半世紀，到底是如何自處的？

《上學記》早於十多年前出版，記在民國時期的北平如何成長，記四十年代戰爭時期在西南聯大如何求學的「幸福」時光。何老先生的所謂「幸福」，不單是指在戰火之下倖存，而是在「上學」與師友交往、讀書、思辨之中，得以建立起值得堅守終生的價值觀——追求思想之自由，並以此為道，坦率活過往後的人生。「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之後讀者一直期待《上班記》成書，更想知當事人如何憶述共和國以後文獻闕如的年代裡許多人事是非。然而何老逝世，《上班記》付梓出版，卻比起前書篇幅減半。共和國建國後「上班」四十年的何兆武，比起「上學」二十年間徜徉學海的何兆武，似乎沉默寡言得多。但，真的無話可說嗎？

《上班記》自述共和國建國後四十年間所「上」的「班」，由圖書館員、研究員，至「文革」被批為「右派」、參與「上山下鄉」運動，得到平反後重回清華大學任研究員。歷盡政治運動，但何老並未如其父所懼的被黑暗骯髒的政治所污染，一如編者文靖於序跋筆下的謙遜、大度、樂觀。《上學記》《上班記》二書處處可見何老對先賢故人、陳年舊事或歷史時弊直率的評價，沒有欲言又止的閃躲遮藏，但「一言以蔽之」不代表「一言堂」，語氣中也不曾要求聽者讀者全盤接受，只不過是言者於塵埃落定後的淡然。一如《上班記》憶起文革時期，不諳法語的地主被學生用法語批鬥後，一聲「哎呀」，說這次鬥爭「最觸動我的靈魂」，何老一句「這不可笑嗎？」——問盡來時路。驀然回首，未必盡是笑談，但年月滄桑，一切不可笑的都變得可笑了。

面對諸多荒誕，何老在憶往時仍然問了許多「難道不能」、「怎可如此」、「為何這樣」，答案其實顯而易見，說穿了不過就是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但在門敲不開的年代，那些問題卻顯得蒼白無力，只覺問者天真。然而，即使歷盡苦難，何老仍在回溯歷史，直面荒誕，誠實以對，探問在現實政治環境下不宜提出但至關重要的問題，有如耳提面命，警醒我們要免於虛無，免於放棄求真。

如此又不得不回到一大哉問：甚麼是「真」？何老自述在文革期間的幹校生活，「革命、生產兩不誤」，日間勞動晚上批鬥，說是跟楊絳《幹校六記》筆下「有點牧歌式的田園氣氛，好像生活無憂無慮一樣」相比殘酷得多。接着卻是說自己如何為了治饞，冒着被懷疑搞「小集團」的風險，相約同志上縣趕集市，走二三十里路來回花四五小時，就為了吃炸油條喝壺茶，「這就是最大的快樂了。」何老自己的幹校回憶又何嘗不浪漫？痛苦既然深刻龐大得無以名狀，不如述說些不日常的「幸福」。《上學記》記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戰爭是大背景，但鮮聞炮火喧囂，有的只是老師同窗的讀書聲，是如何做人、如何思想，這才值得畢生銘記。對於何老而言，難道這些不是真實嗎？

何老口述雖然如閒話家常，但說者過盡千帆，聽者又如何可閒？豎立於清華大學的王國維紀念碑上，鐫刻着陳寅恪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句，讀者或未能親睹，但自繞樑於「老清華」何兆武《上學記》及《上班記》的朗朗聲中，只待知音。

【新書】《上班記》序：他的一生，是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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