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師生關係】胡適 x 顧頡剛︰願歷史痴迷如初

五十年代的中國如今天一樣。風暴山雨欲來，一種肅殺的煙硝味開始在天空中瀰漫開去。在1955年的「胡適思想批判歷史組會」上，顧頡剛也不得不表態，公開否認老師胡適與自己的學術關係：「在未遇胡適之前，我已走到懷疑古史的道路上……其後我走向漢代今古文學的問題上，又整理文籍。這些俱與胡適無干。」到底在批判思想、劃清界線之前，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存在過一段怎樣的師生情誼？

曾經攜手疑古論

1917年，26歲的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半年之後，他還成為北京大學的哲學史教授。深受杜威實證主義影響的他，在「中國哲學史講義」的第一節課便棄用舊有的課程內容，丟開三皇五帝為思想啟源的傳統論述，提出老子孔子才是中國首代思想家的觀點，而且質疑《詩經》、《中庸》、《大學》等先秦典籍的價值。

「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怎說好的。」當時旁聽哲學史課的顧頡剛，如此肯定胡適的學問。顧頡剛少習古書，好疑古辨偽；因此，胡適在課堂上所講的經子典籍，也是顧頡剛多年反覆批判、十分熟悉的書目。胡適的「堯舜禹抹殺論」，正好啟發顧頡剛的研究方向。

1920年，顧頡剛本科畢業。他將自己在預科時編寫的《清代著述考》交予胡適過目。胡適閱後，大為肯定顧頡剛的研究。他認為顧頡剛「抓住了三百來的學術研究中心思想」－－這是因為顧頡剛跟他一樣，敢於否定傳統學術的價值、指出古史的可能錯誤，以重要的是，兩人均以建立新的國學論述為目標。

同年，胡適開始囑咐顧頡剛搜求舊書典籍，替他找來《崔東璧遺書》，並鼓勵他編寫辦史著作 《古史辨》。「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這句說話，是胡適對顧頡剛治學態度的提點。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出版。胡適這樣評價顧頡剛的新著：「這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實』的精神。治歷史的人，想整理國故的人，想真實地做學問的人，都應該讀這部有趣味的書！」

分道揚鏣的憂傷

《古史辨》的面世，標誌著疑古學派的成立。在書中，顧頡剛不僅批判《詩經》、《中庸》、《大學》等典籍的地位，還藉《說文解字》「禹」字的由來，得出「大禹是條蟲」的驚人結論。顧頡剛的研究，招致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者的批評。當中魯迅最為用力斥責。「其實，他（指顧頡剛）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

顧頡剛本就與魯迅交惡。出版《古史辨》後，顧頡剛赴任廈門大學，成為魯迅的同事。當時魯迅曾說過「不屑與顧頡剛平起平坐」；而顧的同窗、已是北大教授的潘家洵，也看輕顧頡剛的成就，曾對他人形容顧頡剛是「到一處鬧一處」、搬弄是非的小人。面對種種指責，顧頡剛開始憂心：他人的攻擊批評傳到老師耳邊。胡適，已經失去對自己的器重信任。

事實上，胡適在《古史辨》出版後已反思疑古辨史的學術意義。他的另一學生、顧頡剛好友傅斯年提出的「點活死材料」、不一味質疑史料真偽的詮釋方法，更受到他的肯定。「孟真（傅斯年字）在今日治史者中，當然無有倫比。」

1929 年 3 月，胡適與顧頡剛在上海飯聚。胡適席間的一句說話，改變了他與顧頡剛的關係：「現在我的思想變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一個帶領自己走上治學之途的恩師，現在竟向自己宣告，彼此要在學術途上分開——多疑的顧頡剛，認為胡適是因為外界流言的關係，失去了對他的信心。因此，當胡適在1931年邀請顧頡剛出任北大專任教授兼史學系主任，顧也婉拒了任命，與胡適、北大保持距離。

此後隔江海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胡適赴美任外使，為國事奔忙；顧頡剛則在邊疆瘠土飄泊，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師生之間相隔萬里，不通音信，長達六年之久。1946 年夏，胡、顧兩人在北京重遇。當時身為大中國圖書局總經理的顧頡剛，有意出版胡適的著作，卻始終不得允許。

到了1949年，國民政府要撤離中國，顧頡剛為胡適送行，卻在日記寫下這樣的心情：「適之先生來滬兩月，對我曾無一親切之語，知見外矣。北大同學在彼面前破壞我者必多，宜有此結果也。」即使到分別的那刻，顧頡剛亦斷定是因為魯迅、潘家洵等人的唆使，才使得胡適誤會自己，令師徒關係愈演愈壞。固執的他又有否深思過：胡適與自己的疏遠，是兩人本質與思想不同的必然結果？

顧頡剛所渴求的「親切之語」，要到1957 年，胡適在〈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一文寫的「夜半記念頡剛同志 」這句才出現。只是此時的顧頡剛，已經陷於「鳴放」與「反右」兩場激烈的政治運動中，沒有身後身，無法肯定自己在老師的心中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