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又再經歷挫敗後，我用了一程車的時間，在手機上打下了6條反躬自省的問題。我慢慢認知到，即使學生有她／他們要負的責任，我內心對此情此境所生起的反應，其實也透露出我自己的期望、想法、需要、投射和執取，以及一系列從我成長中習得和發展的對應方式(coping)。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並由香港輔導教師協會、香港理工大學專業 及持續教育學院、保良局、東華三院及15所本地中小學主辦，為期三年的「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接近尾聲，近日（29日）舉辦名為「創變力量‧幸福校園」的計劃總結研討會。

小學六年，讀的是小島上的村校。說是村校，當年島上六間小學（國民、聖心、錦江、順德、漁會、公立），其中兩間雖然各有天主教及基督教辦學團體背景，但廣義來說，都算村校。劉克襄在《四分之三的香港》中提到，香港郊野佔全港面積百分之七十五，村校的存在，早就是一種特別而特定的存在——它與鄉村或郊野同生共滅，要是你無法忘記成長的地方或家鄉，你也必然無法忘記學校的樣子。

放榜的匆匆一別後，我們終於在休假裡找到時間與老師小聚。雖然只是匆匆一別的半年，但他頭上的白髮和那深深刻在眼角的魚尾紋已讓他顯得格外的憔悴，令人不禁感慨歲月催人，再年輕的，亦始終敵不過時間。還記得在中學的時候，他授予我們知識，但，更多的是畢生受用的道理、眾醉獨醒的見解與知識分子的風骨；在我們面對人生決擇時，他依舊給我們樂觀的寄語和期盼。

剛來到這所跟喧囂的元朗商場只隔一街之遙的私校工作時，我不覺它有甚麼特別之處，要數印象較深的，是這裡的每一個地方都比一般中學小。可是，這裡麻雀雖小，五臟卻是齊全，三層高的白色校舍，有十多間大小不一的教室。地下一層是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門口相連，穿過操場，盡處有一小舞台，後台旁邊有條只容得下兩人並行的小通道，每次上周會前，師生都走這條小通道通往和幼稚園共用的禮堂。從禮堂的側門走出來，會看見一個籃球場，球場鋪上藍紅相襯的保護層，醒目得刺眼，因此師生們都很難留意到球場旁邊，還種了數棵木棉和一棵芒果樹。

2015、2016年，我發現不少同學、同齡朋友參加由學校推薦的內地基金會、交流團。著西裝，飲紅酒，去晚宴，上電視。如此很好。大家都有各自的難處，各有前因。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選擇目前道路的原因。比起他們，我仍然時刻質疑自己當下的價值。

作為漂流教師快十年，我流浪在各大專院校之間；每個學期服務的客仔皆不同，有考上第一志願學系的勝利組，也有僅達「毅進」水平的制度失敗者。我不敢說他們日後的前途如何，目下惟一可以總結的，是兩批學生都是同一種臉孔：懨懨欲睡、愛理不理，天下再大都沒勾起半點好奇，世情再屈機都沒燃起一點星火。

比賽結束了，我們一行人跟著他的腳步離去，一言不發。

五十年代的中國如今天一樣。風暴山雨欲來，一種肅殺的煙硝味開始在天空中瀰漫開去。在1955年的「胡適思想批判歷史組會」上，顧頡剛也不得不表態，公開否認老師胡適與自己的學術關係：「在未遇胡適之前，我已走到懷疑古史的道路上... ... 其後我走向漢代今古文學的問題上，又整理文籍。這些俱與胡適無干」。到底在批判思想、劃清界線之前，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存在過一段怎樣的師生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