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就是中年維特的煩惱——董啟章《命子》台北新書發佈會

新書《命子》發表會這天，十一月尾的台北忽然回暖。在這陽光燦爛的日子，台大附近的聯經書房，董啟章和廖偉棠兩位身為人父的作家，談及兒女、談及文學以及對未來的期許。儘管香港仍在嚴峻的抗爭時期，但當他們談到兒女的日常，在對談時臉上都經常不自覺地泛起溫柔若冬日暖陽的「慈父笑」。對談翌日，新聞傳出區選民主派大贏建制派，想必兩位作家臉上的笑容又會再加深許多。

對談以兩人的「湊仔經」開始，董啟章的孩子、也是今次新書的關鍵人物——董新果，即將進入大學，而廖偉棠的一子一女還未滿十歲，在身為人父的經歷上，很明顯是董啟章大勝廖偉棠。所以觀眾彷彿有種董啟章在傳授育兒秘笈的錯覺，而廖偉棠也笑言：「買《命子》對我來說有逼切性。」如何教養兒女，可能真是這兩位文學家近年最困難的功課了。

古怪父親的煩惱與寂寞

談及書寫兒女，自然繞不開倫理問題，如何確認孩子真的願意被寫呢？董啟章自言儘管寫得小心翼翼，但書寫者的權力問題實在難以處理，於是他採用最直接的方法：寫完後詢問兒子能不能發。幸而兒子說「ok啊，可以」，不然也許今天我們就沒有《命子》可讀了。而廖偉棠的兒子有藝術家的表演慾，還會毛遂自薦讓父親把自己的表演發佈到fb上公諸同好，算是提前解決了父親的煩惱。

父親們的煩惱自然不只書寫倫理，甚至可以說，他們的煩惱是無邊無際的。廖偉棠說，「我們兩人都是古怪的父親」，這是指他們都身為作家，有著不一樣的價值觀與人生軌跡。但他們對於子女的成長，還是像一般人那樣擔心東擔心西，這也許就可以稱為中年維特的煩惱，少年時期的激情與對於世界的浪漫想像，都收束為對於家庭與後代的擔憂。董啟章還說，身為人父會讓自己反思自己的平凡性——原來身為人父，無論甚麼背景出身，也會有大量共通之處。也許這種共通之處就是與旁人分享時洋溢而出的幸福笑容，看他們兩人笑意吟吟，不禁生出一種「這兩個傢伙真的是搞文學的嗎」的疑問，不過他們又馬上回到文學議題裡。

董啟章說，其實《命子》最初只有幾篇文章，但不自覺地越寫越多，亦加入虛構與哲學的內容，比如第二部分〈笛卡兒的女兒〉引用了笛卡兒因喪女傷痛而製作了一個機械女兒玩偶的故事，又在全書第三部分〈命子：花〉引入AI兒子概念。廖偉棠也提出了對《命子》的分析，指出本書沒了過往在董啟章小說裡的「零件組合」模式，也隱去獨裁者形象的角色，也許是新果帶來的反思。「當你命名兒子為新果時，也許沒想到這個果會反過去影響因，而你作為因可以影響果到何時？」這個問題可以反過來詢問自己，也是對天下父親的大哉問——可以到甚麼時候呢？

《命子》的第三部分是書信體，一個AI兒子寄出無數封一往無回的信。廖偉棠認為，這是為父者巨大寂寞的體現，寂寞在於孩子的疏遠，疏遠在於兒女長大成人並進入大學時最為明顯。他問董啟章：本書前兩部分都比較輕鬆，為何最後這部分會奔向悲傷的結局？董啟章說：「不知道為甚麼，有一股力量，可能真的是因為這個時代吧。我不可能朝我本來美好的想像寫下去，這個時代對於新一代的大學生有一股力量，就是會慢慢把他們扭到另外一個悲傷的方向去。」

無法命子，不願責子

關於本書的名字《命子》，董啟章無奈笑道：「命子不是命令，更像是個反諷，其實我根本無法命令兒子做任何的事。」在聽眾的哄堂大笑裡，獨裁者形象完全瓦解了，董啟章還說，「命子」一詞其實來自陶淵明的〈命子〉——「夙興夜寐，願爾斯才」，希望兒子成才。但廖偉棠馬上以身為人父的敏感接上一句：「陶淵明還有寫〈責子〉。」在時序上，〈責子〉比〈命子〉晚上十五年，那時陶淵明的五個兒子有兩個到十五六歲還很懶惰，兩個十三歲都不識字，簡直是古代廢青，又唔做野又唔讀書。廖偉棠認為在董啟章的《命子》裡，命也許是命運的命，命中註定他是你的兒子，是餘生無法避免的一種人際關係。

但儘管書名引用自陶淵明，董啟章其實沒有參考文學作品中的父子關係，即使廖偉棠後來引用了卡夫卡曾寫過四萬字長信給父親，董啟章亦不作回應。因為這並非文學家父子的關係，董啟章說，如果說這段父子關係真的有甚麼遺憾的話，就是新果對於文學沒有愛，而他本人亦不喜書寫親情與愛的文學作品，才選擇了使用AI角度切入，寫下了這部與一般親情書寫的文學作品不一樣的《命子》。

《命子》出版之際，適逢香港六月爆發反送中運動，董啟章認為不知道這場抗爭會使本書的解讀變得如何，無論是命子，還是責子，在這時代也未必貼切了。「但這沒有辦法，書是去年寫的，作家也沒可能根據時代的變化去改動已經寫完的書，所以如果要回應當下時局，也只能等待下一本書。」但他亦沿著父子關係說到了香港政府的問題，六月時林鄭稱市民為她的子女，董啟章引用康德的說法，指出以家長模式去管治的政府，其實是獨裁政府才會用的手法。

「如果香港警察有你這樣的父親就好了」

在觀眾提問環節裡，董啟章被問及假如兒子因為成長中的一些誤會、一些忽略或更多不可抗力，犯下了彌天大錯，讓作家深感「怎麼會生了這樣一個人出來」時，他們會怎樣處理呢？而在這個時代，這場革命之中，兩位作者最不願意孩子成為怎樣的人呢？董啟章認為，這個問題並不一定要與政治立場掛勾，因為立場是可以辯論的，他也不會強逼兒子跟隨自己。但在立場以外，孩子犯下了違反人性的大錯怎麼辦呢？他引用過往在《肥瘦對寫》裡與駱以軍對寫的〈如果幹下那種事的是自己的孩子〉，對寫的背景是2014年臺北捷運無差別殺人事件，董啟章認為，如果不是親身經歷的話，其實這是沒有答案且不能想像之事。

但如果真的發生了呢？董啟章認為自己仍然不會放棄理解兒子。自從有了兒子之後，在社會上一旦出現這種違反人性的事件時，他都會反思若果自己是當事人的父親時，應該如何接受：「我覺得無論如何，這人作為自己的兒子，一定會嘗試理解他，無論多錯都不會放棄。有一件絕對不會發生的事，是我肯定不會說出『我情願從來沒有你這個兒子』。

「就算兒子如果真的變成了一個大惡魔……我不知道，世上這麼多大惡魔，他們小時候也曾經是個可愛的孩子。在公義層次之上：我一定要譴責他，並讓他受到應有懲罰。但是，如果他有著一直愛他的父母，他們必須承受的悲劇是：深愛的兒子是個犯下大錯的人，於是他們也要共同承擔這份罪孽。

「但是，這並不完全是父母的責任。現在的社會有個問題，那就是父母在兒子犯錯後也成了終極罪人，就因他們沒有教好兒子。我並不會因為兒子犯錯而自責，因為如果在兒子的成長期間，我一直都有盡自己的責任，幫助他、教導他是非對錯、並作好了榜樣，但他還是犯下了大錯，我就不會過於自責。我會認為孩子本身就要負責，不要說爸爸沒有教過我，沒有做好榜樣。當他承認責任時，我就不會與他切割，說『我情願沒有你這個兒子。』」

廖偉棠嘆了口氣：「如果香港警察都有你這樣的父親就好了。」他自己不能接受的，是如果兒子諂媚政權，他就情願像《陽光普照》裡那樣把他輾死。但現實裡並沒甚麼人能像電影藝術那樣下得了手。而觀眾亦問及：「作為父親，你們最後悔做過或沒做過甚麼事？」董啟章笑著說，其實真的沒甚麼差別，因為兒子不會因為你做了甚麼或沒做甚麼而改變，而且長大後還會遺忘父母曾做過的事。

在觀眾輕鬆的笑聲裡，董啟章與廖偉棠完結了這次對談。儘管他們嘴裡談及諸多不滿與難題，亦因為人父親的煩惱而惆悵，但嘴角不時露出的發自內心的慈父笑，絕對騙不了人。天下為人父母者無不傲嬌，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就在回暖的冬日台北下午，兩位作家的湊仔經就此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