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說，「我們兩人都是古怪的父親」，這是指他們都身為作家，有著不一樣的價值觀與人生軌跡。但他們對於子女的成長，還是像一般人那樣擔心東擔心西，這也許就可以稱為中年維特的煩惱，少年時期的激情與對於世界的浪漫想像，都收束為對於家庭與後代的擔憂。

地點是藝術之都，法國巴黎，在兩次大戰之間，不少文學藝術思潮百花怒放，當中名堂最響當數達達主義（Dadaism）。1919年，布勒東與蘇波、阿拉貢創辦《文學》雜誌，隨著布勒東與達達思想愈走愈近，《文學》也成為達達主義的刊物，然而，這位曾經慷慨激昂地朗讀《1918年達達宣言》的詩人，卻在1922年與達達主義創始人查拉發生分歧，最終令他決定另起爐灶。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維希留（Paul Virilio）影響深遠，其學術研究不斷比對昔日的戰爭和當前時代的相似之處，批判這個不斷加速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