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吳瑞卿的電郵,說要編一本全面記述杜煥傳奇以及其藝術價值的書,請我寫序。我讀完電郵,又驚又喜。
喜,因為有關杜煥南音的書面世,是可喜可賀的事。驚,是因為一時間想不到寫什麼才適合,雖然瑞卿說「寫幾句」就可以,但知道總不能馬馬虎虎,有點慌張。她說收集了小思、阮兆輝、魯金、余少華等人寫過有關的段落,會編在書裡。他們都是我景仰的人,能跟他們「同台演出」,實在是難得的機會,不願錯過。
南音是中國,特別是廣東和香港地區極有價值的文化遺產,多推廣,多出版有關的書籍,令各地華人能分享和了解它的重要性,是最好不過的事。何況杜煥更是香港的「區寶」呢?他的歌聲曾在電台廣播,通過電波娛樂了多少不同階層的市民;在街頭賣藝時,廉價地娛樂了草根階層,相信他的歌聲給很多人帶來歡樂和享受。即使他唱的往往是多愁悽怨的歌詞,即使他的歌聲也滿是蒼涼,但總是別有一番風味,扣人心弦,容易引起聽者共鳴,純粹作為藝術,欣賞價值也非常高。
南音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從小我就接觸不同的娛樂藝術,常常跟大人去看粵劇、京劇、電影——美國的、英國的、香港的、台灣的、大陸的;「紅番片」、「牛仔片」、武術片、歌舞片、文藝片、古裝片、時裝片;滑稽的、無聊的,都不願錯過。此外,家裡也常常播著音樂,不是電台播的就是唱碟、錄音機播的,家裡藏的英文流行歌和粵曲唱片同樣豐富,與其說我的「文化」背景是多元,不如說是雜亂。我聽偶像貓王Elvis Presley唱‘Are you lonesome tonight?’時的陶醉,不遜於聽另一位偶像梁無相唱「御貓三氣錦毛鼠」時的「過癮」。南音也有聽,雖然聽的機會比較少,但新馬師曾和白駒榮唱的都喜歡。儘管專家們認為粵曲家唱南音跟瞽師的唱法分別很大,但對我來說,南音就是南音,就是有它獨有的味道和魅力。南音可也說是我成長的一部分。
從研究香港史的角度看,我認為杜煥的南音對香港文化具獨特的意義。2000年代初,榮鴻曾送了他製作的《失明人杜煥憶往》光碟給我,是杜煥憶述自己生平的歌曲——是他的回憶錄!我感到很震撼。除了動人的曲詞外,它還是一套很有研究價值的原始資料,勾畫出香港不同時代的社會面目,他以第一身的經歷唱出來,十分真實,也十分真摯。最令我佩服的是一個失明人,怎麼能「寫」出這樣的歌詞來?普通人要寫一篇這樣又長又有條理,內容充實豐富的「文章」也不容易!而杜煥唱出來的時候,有板有眼,一字不漏。對我來說,這個無法先把歌詞用筆墨寫出來的作詞人,竟能完成這神奇的創作工程,簡直是不可思議,教我怎不五體投地?
所以當我在2000年代製作「香港記憶」時,希望說服榮鴻曾將他所收藏的杜煥資料送給「香港記憶」。「香港記憶」收集有關香港文化和歷史的多媒體資料,用網上平台轉播和分享。這項目的範圍很廣,旨在做到內容多元,包羅萬有。所收的資料包括文學、教育、流行歌曲、工業、攝影、傳統風俗、民間信仰、古建築物、工藝、墳場等,讓讀者能認識和體驗香港的不同面相。我深信這樣的一個平台,絕對不可缺少杜煥的南音。
一次趁著榮鴻曾在香港,向他提出這件事,他答應了,還請了名播音家及名作家吳瑞卿,為這個特藏做編輯和講解的工作。她用絕妙的處理手法令本來已經內容豐富的特藏變得又生動又富美感。另外,她又請來阮兆輝和余少華參與,更令特藏生色不少。對他們的貢獻,十分感謝。
想到要寫序,腦海不期然浮現了很多昔日的片段,不知從何說起。
我認識榮鴻曾和吳瑞卿都是和杜煥南音有關。
我和榮鴻曾認識多年。1980年代,某日收到他的電郵,我不認識他。他當時在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書,研究音樂。他說他研究南音,想多認識香港早期南音演出的場地,例如妓院、酒樓的情形,問我有沒有這方面的資料。我對香港早期的妓院做過一點研究,寄了資料給他,和他分享。大家就開始通信,說希望他日有機會見面再詳談云云。
果然,過了不久我們真的見面了。他出現在我港大歷史系的辦公室時,那一刻還歷歷在目,大家一見如故,日後成為很好的朋友。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絕頂聰明,充滿活力,永遠是「think outside the box」。我們來往最密切的日子,是他在香港大學擔任群芳基金講座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的幾年。幾年間,他為港大的音樂系帶來了生氣,大大加強了中國音樂的元素,我個人認為這是港大發展的正確方向。當時我是港大亞洲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中心和音樂系有很多交流,合辦了許多精彩的學術活動,挺開心的。音樂系舉辦的研討會和講座,我也愛參加。當時愉快和積極的工作氣氛,時至今天,依然回味無窮。
值得一提的是亞洲研究中心和杜煥也有淵源。話說1970年代,榮鴻曾來香港訪尋杜煥,將杜煥生平唱過的曲藝全部錄音,拍了很多照片,盡量記錄他的一生。這成為了亞洲研究中心的研究項目,得到中心各方面的支持。除了金錢資助以外,他每次去為杜煥錄音時,都是由中心的蕭冠成先生出任助手,攜帶笨重的錄音錄影儀器,在場地安裝。當時蕭先生是年輕的小伙子,幾年前,他從中心榮休時,已經是德高望重的「總管」了。
很巧的,杜煥和中心沉寂了多年的關係,最近又浮現出來。2022年初,榮鴻曾寫信來問我關於收藏在中心的杜煥錄音帶的下落。這些是最「原始」的錄音帶,以後廣傳的杜煥歌曲光碟,都是從這些錄音帶複製出來的。令我猛然記起杜煥南音和中心深遠的關係。事過境遷,我已經從中心退休多年,而且中心又已經和港大的香港人文及社會研究所合併,我便提議榮鴻曾直接寫信給研究所主任查詢。榮鴻曾寫給梁主任的信,說明了這個項目的緣起,是1975年的事了。想起來這四、五十年間的風風雨雨、物換星移,真的感慨萬千。
我什麼時候和吳瑞卿初次見面,已經記不清楚了。不過,也是一見如故,一講就停不了的情景,卻記得清清楚楚。正如外國人所說的,我們好像「失散多年的姐妹」,喋喋不休。我們見面本來是為了杜煥和「香港記憶」的事,但到後來,無所不談了。又發現我們原來有很多共同興趣,不過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都研究華人出洋和美國華人的歷史,我們就這個題目很多交流。我對華人出洋的歷史主要是根據檔案資料做研究,而她長期居住美國,她的觀察和親身經歷都是我所缺乏的,我能從討論中得到新的角度。而且,當時她剛在加州一個小鎮Hanford發現了一大批歷史資料,非常珍貴,她興奮地講述發現資料的經過和資料的內容,令我也不禁興奮起來。肯定我們是同道中人。前幾年我的書Pacific Crossing(中譯《穿梭太平洋: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出版,她大力在加州向朋友推介!前幾年,我到三藩市就這個題目演講,她帶來了老華僑Philip Choy參加。他多年來收集加州三藩市的歷史資料,是美國華僑史「會走路的活字典」。我一向很佩服他,很高興有機會和他見面。吳瑞卿又帶我到他家拜候,大家談笑甚歡,我亦獲益良多,可惜過了不久便傳來他去世的噩耗。
吳瑞卿是性情中人,對工作很熱情,但辦起事來卻十分認真,謹慎,叫我佩服不已。
杜煥是邊彈箏邊唱的。箏對我也不陌生,八、九歲的時候已學彈箏,學了兩年多。那時候我爸爸總是希望我們能多學中國的東西,擔心我們變成「鬼妹」。50年代從內地逃來香港的千千萬萬人中,有不少文學家、音樂家、粵劇老倌、電影明星等,大大地豐富了香港的文化。他們的際遇各有不同,音樂家之中,有些好像榮鴻曾的古琴老師蔡德允,生活過得比較豐裕,有些卻面對多種困難,尤其是初期,因為不適應香港的環境,無法發揮他們的專長,往往只能私人教授一些學生,幫補生活。爸爸請了從上海來的呂培原教我姐姐琵琶——她是呂先生在香港的大弟子,又請了從潮州來的朱竹本師傅教我和姐姐彈古箏。
朱師傅是來我家授課的,授課的方法很傳統。我們從不用印出來的譜子。他每次來,先叫我把「功課」的片段彈給他聽。有錯就指出來,讓我再彈一遍。然後就教新的一段。先由他彈一兩遍,再在一張普通的白紙上寫下那片段來,是用工尺譜的,最後就由我仿效他彈新的片段。下課了,他就留下那張紙,作為我練習的功課。所以我沒有一本本的樂譜,我的樂譜就是一張一張隨手寫了很簡單工尺符號的紙。很多年後才領悟到這種口傳身授的方法多難得,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老實說,我對箏不單是一點興趣也沒有,簡直是討厭。我希望學的是鋼琴,因為周邊的年輕人都是彈鋼琴的。我特別羨慕同學們可以在校際音樂節裡比賽、拿獎。我甚至不在同學面前提起我學箏,怕他們笑我「老土」。本來我彈箏彈得不錯的,就是不肯練習,也因此常常被爸爸罵我懶,罵我無心學習,更令我覺得委屈。後來有一段時間朱師傅沒有來,聽說是病了。跟著,說去世了。我和姐姐都有到殯儀館行禮,是灣仔道的國際殯儀館,那是比較低檔的殯儀館,場面冷冷清清的。我沒有傷心,反而覺得是很大的解脫。以後,我爸爸也沒功夫強迫我學音樂,我的音樂「生涯」也到此為止。
杜煥的南音箏和朱師傅的潮州箏,當然截然不同。不過杜煥令我聯想到朱師傅,因為他們的遭遇有相似的地方。朱師傅要依賴教我這樣的學生餬口,他受的委屈相信比我感到的委屈大一千倍。杜煥說他一生有三不幸,我想教著像我那樣崇洋的「番書女」,應該是朱師傅一生中的大不幸。
他們兩位都是天涯淪落人。
後來姐姐從報章上看到有關朱師傅的一些報導,才知道原來他是國樂方面的大師,也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只是香港當年中文和中樂都不受重視,他才潦倒落拓,成為電影配樂師和孩子的教琴老師,我們真的有眼不識泰山。幸好呂先生後來逃出困境,成為蜚聲國際的琵琶大師。
本來無意借寫序來做懺悔,不過為了寫序,不禁想起太多前塵往事。就讓我借這篇序,向杜煥致意之餘,也向另一位彈箏的失意落拓藝人致歉,讓我償還幾十年的心債。
此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