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病撼動全球資本主義了嗎?

散文 | by  彭依仁 | 2020-04-07

自從去年十二月武漢爆發新冠肺炎以來,中國、日本以及大多數歐美國家政府,雖有密切注意疫情發展,但都出於嚴防經濟崩潰的考量,起先都呼籲民眾不要對疫情過份擔心,直至確診及死亡人數攀升後,才認真考慮防疫工作。少數例外者如香港社會、台灣政府等,不是經歷過2003年非典疫症,就是政府衛生部官員有先見之明。但大多數國家的例子,更日益顯示出各國政府重視經濟甚於衛生保健和國民生命。意大利和英國爆發初期的例子正好說明了,在醫療福利制度越發達的國家,人們對政府職能越是深信不疑,面對災難的態度就越鬆懈﹔加上歐美各國都是高度發達國家,成熟的議會民主制度、社會福利和公共政策配套,亦能帶動高增值旅遊業及移民事業,並從中獲得鉅大利潤,但也因此面臨更高感染疫症風險及其導致的經濟衰退惡果。


面對日益嚴重的疫情,西方學術界左翼(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直思考這場災難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衝擊,他們還記得2007-8年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影響,一直以來都在討論這些「危機」。事實上,整個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無處不在,但一般人只會從一個社會經濟現象思考對個人生活有何影響,學術界左翼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結構分析往往只能從深層次分析看整體危機,鮮能對個別事情作出有實效的洞見,基於其框架的局限,這些理論分析即使能提供解決方案亦往往流於空泛。


作為一位誠懇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衛‧哈維近日也在其網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2019冠性病毒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稍後端傳媒刊出了文章的中譯。文章發表於3月19日,彼時距離世衛將新冠病毒宣佈為「全球性大流行病」(universal pandemic)並不遙遠。世衛雖為國際關係自由主義學者所樂道的「國際組織」,但在中國大力支援下,早已淪為其在國際上的宣傳機器,而有中國背書的世衛言論,往往與中國經濟利益一致,中國對世衛的「投資」或可理解為透過爭取世界衛生事務決策上的話語權,捍衛其透過名為「一帶一路」的國際經濟合作而攫取的主權經濟利益。


當我讀到端傳媒翻譯文章時,我把注意力放在第一段,這是全文最重要的段落,帶出其理論框架的重點:『當我試圖對每日的新聞流做解釋、理解和分析時,我傾向於將正在發生的事情,放置於兩種各具特色但相互交叉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下。首先需要描述的是資本流通和積累的內在矛盾,即貨幣價值在不同「時刻」(馬克思所用術語)是如何通過生產分配和再投資、實現(消費)並且為追求利潤而流動。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無休止擴張與增長的螺旋。隨着地緣政治競爭、不均衡的地理發展、金融制度、國家政策、技術重組以及不斷變化的勞動分工和社會關係網絡等現象的展現,這一模式會變得相當複雜。』


作者說的「資本流通」(circulation of capital)和「資本累積」(accumulation of capital)其實不難理解,兩者之間的矛盾(contradictions)也很易解釋。蓋「全球資本流通」或許是極端自由派對全面貨幣(資本)市場的一種幻想,實情是資本主義內部必然透過某方面市場的資本累積達致本身的增長。而這兩雙螺旋式的運動本身必然為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帶來張力,但此張力亦是實現增長的契機,這就是文中所講的第一個資本主義運作模式。


相信有讀者像我一樣,對『貨幣價值在不同「時刻」(馬克思所用術語)是如何通過生產分配和再投資、實現(消費)並且為追求利潤而流動。』這句摸不著頭腦,原文倒是提及了金融資本主義下的四種「時刻」﹕生產(production)、實現(realization,指商品在市場上的價值實現,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消費"consumption")、分配(distribution)和再投資(reinvestment)。將這些「時刻」集合成來看,就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擴張和增長的歷史。


第二個資本主義運作模式,就是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作為(as)一種獨特的社會形態(a distinctive social formation)。我想,這大概是說「全球資本主義」作為種「社會形態」,的確是「前無古人」的。從哥倫布到今天,通訊及航運的發展不單將全球各國、各社會、各文化置於一全球體系之下,更讓各國、各社會及各文化無法回溯各自的歷史軌跡,各國必須服膺於同一經濟體系運作,奉行(不管是否心甘情願)同一套邏輯,即使鎖國封關也無法回到像明清中國或德川日本的鎖國狀態。而這種無遠弗屆的連結,也就是資金流動的血管,它讓讓全球各地區的經濟體,因為得到資金的血液而活動起來,我們沒法實現阿里士多德所說的「自足」狀態,他認為「自足」是城邦政體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民粹論者想像的由自己人話事的「國家」也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政治」的無能也充份體現出資本無遠弗屆的能力。


接著作者清晰地交代了兩種運作模式的因果關係﹕「第一種模式涉及的是經濟引擎內部的矛盾,正是這一引擎推動着這種社會形態沿着特定的歷史和地理路徑演變。」(......whereas the first is about the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economic engine that powers this social formation along certain pathways of it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evolution.)簡略地說,我們的社會形態,是由資本流通與資本累積之間的矛盾,順著歷史(即時間)與地理(即空間)兩個維度來「決定」的。在柄谷行人的「資本-國家-民族」三位一體的框架中,民族只是一個想像之物,真正活動的是資本在國家背後操縱或左右其動能。


接著就是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爆發肺炎後,對全球資本累積所產生的鉅大影響,並說中國曾經對2007-8年全球金融風暴危機時令全球資本主義脫離危難。這一點,倒是值得商榷。從事經濟分析的朋友告訴我們,在習近平上台之際,中共政府因為舉債大興房屋基建,加入世貿等原因,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及產業空洞化,製造業生產亦告萎縮,「增長」神話不再,故「支爆」一說才甚囂塵上。這樣說來,所謂「挽救」全球資本主義,其實也是自救,因為中國必會因為全球經濟衰退而蒙受其害。


後面幾段講述武漢肺炎爆發後對全球股市的影響,中國和美國政府先後作出輕率的處理,後期中國政府的嚴厲措施等等,哈維也討論到,一旦疫症持續下去,對勞動力及其支撐起來的經濟事業必定構成影響,但不一定是壞的影響。這些論點並不新鮮,關鍵是對於生產、消費、再投資等經濟活動造成怎樣的影響,這些經濟活動將會如何轉型,這些「轉型」將會未來的全球社會經濟造成怎樣的新格局,很明顯,掌握有限新聞資訊的哈維,和我們一樣茫無頭緒。


很多港台讀者注意到後段中的一句話﹕「迄今為止,中國、韓國、台灣和新加坡這些新自由主義色彩最少的國家比意大利更好地應對了這場大流行病」(It is perhaps symptomatic that 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 China and South Korea, Taiwan and Singapore, have so far come through the pandemic in better shape than Italy ......)。我們的疑問是,中韓星台這些國家真的比意大利具備更少新自由主義色彩嗎﹖而根據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裡對「新自由主義」的定義,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也是其中典範,大家因此會覺得,在哈維定義「新自由主義」並把中國納入其範疇的同時,現在哈維這番話到底是低估了目前中國符合這套定義的程度,抑或背棄了哈維一直以來準確分析的定義﹖


對於「新自由主義」,大家或更熟悉晚年傅柯將其形容為一種新的政府管治典範的說法,在此不作贅述。我們也知道,新自由主義的操作恰好與阿當斯密在世時目睹的古典自由主義相反,即為了將經濟囿限在一種「自由市場」的形式下運作,政府一方面清理掉「自由市場」的障礙物如工會、價格補貼等制度,另一方面對市場實施了更過度干預。自鄧小平時代起,中國政府的確透過減低勞動福利,讓更多領取津貼人口投入生產勞動,但另一方面又藉著招標投資大型基建項目刺激生產,這是一種與列根、戴卓爾夫人截然相反的凱恩斯式需求面經濟政策,其經濟發展模式在廿一世紀開始停滯下來,演變成透過招引外資及大量舉債以達致經濟增長的平衡。然而一旦遇上這場疫災,就窮於應付。


哈維這篇文章想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直甚少涉獵的領域﹕「自然界」事故對人類社會經濟的影響,但文章未能捕捉到這一種關係對全球資本主義運作的影響,充其量只是描述疫情對全球資金流動及產業生產鏈運作的衝擊。但不管這一場疫症持續多久,今日這種資本主義運作系統也是不會停歇的,因為人類歷史的巨輪總得繼續輪轉下去,任何人都會反對那些盼望一切停歇下來的人,這等於叫任何人在下一秒活著之前想一想要不要改變活著的事實。而人如果要生存下去,他總得工作、吃喝、和其他人溝通、消遣,這就是人們或許相信,或堅持,或預期,或希望資本主義繼續運作下去的理由。


文章談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我們倒是可以翻翻哈維早前的著作《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全書深入淺出,先是提出使用價值vs交換價值、資本vs勞動、生產vs實現等七項根本矛盾,然後在其基礎上再講述分工、壟斷vs競爭、地域發展不均衡與空間生產、所得與財富不平等七個變動的矛盾,與及無止複合成長、資本-自然關係與人性異化這些危險的矛盾。


哈維的網誌提及了生產和實現兩者,根據馬克思(及哈維)的說法,生產與實現這兩個「時刻」永遠處於矛盾,只有在資本通的過程中,這兩個時刻才能統一。以今日各國人民急切需求的口罩及防護物品為例,即使有勞動力、工具和大量需求,也只有在資本流動的情況下(如有人注資、開訂單),才會被生產起來。即使防護物品有市場,基於追逐利潤的動因,也會有人囤積居奇,開天殺價。另一方面,口罩能否生產下去,亦端賴生產商能否從中賺取利潤,以進行再投資進行繼續生產。其實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都很清楚,而我們同樣清楚的是,必須有口罩生產商這些再投資需要,銀行才得以借貸,好進行信用創造(credit creation)。上面以口罩生產為例子,只想說明,即使在人類社會陷入危機時,資本主義仍不會改變其運作方式。


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最終會因為承受不了自身矛盾而崩潰。很多左翼學者都將這一預言視為充滿彌賽亞式降臨色彩,就像我們說起「支爆」即將降臨的契機。我們免不了會問,這是否全球資本主義,或中共極權統治鬆動,甚至崩潰的「關鍵時刻」?但對全球資本主義或中共來說,這些毀滅性的危機往往也是熊彼得所謂的「毀滅性創造」,即透過汰舊留新讓其鳳凰湼槃再生的契機。在第17種矛盾「人性的反叛﹕普遍的異化」,哈維談到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統治菁英可能將社會大部份人進行滅絕,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資本無法存活下去,而在於資本存活下去的代價令大部份人無法生活下去,接著哈維重申他在《資本之謎》的觀點﹕「資本主義永遠不會自行崩潰。它必須受到外力逼迫。資本的積累永遠不會終止,它必須由外力終止。資本家階級永遠不會自願交出權力。他們的權力必須由外力奪取。」


當然,哈維也像其他左翼知識份子一樣,對全球各地社會運動亦寄予審慎的期許。事實上,這些社會運動性質多元複雜,不一定直接與反資本主義有直接關連,不過(令人惋惜地)它們很快便遭到各國政府暴力鎮壓,而這些暴力鎮壓又與各國政府維護其掌控市場經濟及控制人民思想的權力攸關。抗爭從意識到行動上挑戰權威所捍衛的秩序,而秩序是按統治者及資本家階級分配經濟利益的意願建立起來的。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他無法對一場全球反資本主義革命放棄期盼和希望,以致在結論中鼓吹一種「革命的人道主義」。但反資本主義革命的契機是那麼的少,上一次發生這種事情,是因為發生了一場令百萬人肝腦塗地的世界大戰,足以迫使無數作為生產力基礎的勞工階級加入布爾什維克陣營並以軍事暴力推翻國家機器,但他們中間的烏托邦主義者(例如慕尼黑的蘇維埃政府)很快被鎮壓,剩下的就成為斯大林主義國家官僚,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玩這個資本累積的遊戲。人類歷史漫長而令人沮喪,它惟一的黎明似乎就在我們意識中遙遠到無法想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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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依仁

詩人、評論人,著有詩集《灰鴿自由行》、書評集《日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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