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病歷

站在企缸裡，關掉水龍頭，看著血絲從自己腳邊游過。濾網上面有一塊過大的血塊，腳邊的水無法流走，凝住。於是把手伸進混雜著血絲和陰毛的水裡，拿起濾網，撈起血塊。一陣強烈的漩渦，像什麼早夭的生物在死前對著奶頭奮力一吸，差點不小心把周遭也吸掉。

看著血塊，有點不忍心丟掉，因為那是排毒成功的證明，但最後還是丟進馬桶，沖走。幾年前，醫生拿著一個有點刮痕的子宮模型，跟我解釋說，來月經就是排毒，長期不來就可能造成體內毒素過多。所以如果無法自行來月經，就隔每一陣子吃藥，「手動」來一次就好，沒什麼嚴重的，不要太過擔心。

於是我懷著一個跟有刮痕的子宮模型一樣無法自動排卵的子宮，在全港九新界來來去去，每三個月還是要回到那個診所，配通經丸，五粒一包，一包四十蚊，後來五十蚊，再後來六十蚊——連這樣微小的病痛也和這座城市一個心跳。

三個月去配一次藥、吃完五天療程再等數天就來月經的規律十分迷人，幾乎令我上癮。畢竟，能控制得到的體內因素，實在不多。而且那種「來月經就是排毒」的理解，讓我無法自拔。於是我熬夜、疲憊、咳嗽、胸腔疼痛、不時感到內臟刺痛。在對此感到惴惴不安的同時，又同時覺得一切隱疾都能在三個月一次的通經儀式中被消弭。因為來月經就是排毒；所以每三個月，當一股股溫熱湧開始出甬道，都讓我感到無比安心，彷彿一切生老病死都會隨之流逝，彷彿我能從這種行禮如儀中得到永生。殘缺後的補足，總比原本就完整更令人感到圓滿。

英劇《Fleabag》裡有一集，一個快六十歲的女人跟女主角說：「女人的疼痛是與生俱來的。......男人則不。他們的痛都需要自己去找出來。所以他們創造戰爭，不打仗的時候就去打欖球。」然後繼續說述著停經的痛快。也許他們沒有想過，失去這種痛苦的女人也是痛苦的。我們不知道，過去那些錯過的經血，將在停經以後以何種方式報復我們的身體。而且就算有這種痛苦，人還是會戰爭，因為戰爭不是渴望痛苦——戰爭是一批人被一批人永恆地支配著。像托爾斯泰所說，「如果每人都為自己的信念而戰，不會有戰爭」，而痛苦只是被支配的後遺，就如我被我的身體支配——儘管個人的悲劇並不重要。如果把戰爭往下拉，拉到個人單位，戰爭就會面目全非；「personal battles」是為旁人辯解的語言，如果用來解釋自己，則說完以後，自己也無法相信。

自己能夠相信的，只有自己痛苦的微不足道這回事。於是回到解決痛苦的軌道上。於是我坐在工聯會中醫診所裡，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從來沒想過要在任何選舉裡投票給工聯會的年輕人，在診所外大談過理想與革命、民主和自由、反殖民和反文化霸權，現在也萎縮在這裡，在櫃檯前不好意思的跟姑娘（護士）說自己的看診證不見了，待她給我再印一張簡陋的白咭，胡亂塞進口袋裡，心裡想著大概下次又要不見了，然後和那些被姑娘大聲問「有冇醫療券呀」的老人坐在一起，高峰時期等上兩個小時見醫師。被醫師召喚以後，進去和兩排滿身插著針的老人一同看診。兩排老人背對背坐著，看上去很精神，居然像坐在一艘準備出賽的龍舟上面。房間角落裡還有四、五張床，好幾隻長滿褐斑的手從簾子間伸出來，讓我想起貓咪睡覺時忘記收起來的舌頭。

坐下看診，醫師的一邊是我，另一邊是一個頭上插滿針的阿婆。聽著醫生對我的診斷，阿婆咧嘴笑評論著，「咁細個就有呢啲病喇（年紀這麼小就患上這樣的病啦）？」頭上的針也跟著一晃一晃。我只能侷促地笑笑，其實很想跟她說，患這個病的人多數是年輕女性。醫師問我，嘴唇上的傷是怎麼回事？每個為我看診的醫生都這樣問過。我也不厭其煩的回答說，是自己弄的。於是他安心的邊皺眉頭邊笑說「哦」，連表情都和其他的醫生一樣。我一直很好奇，如果不是自己弄的，患什麼病的人會像我的嘴唇一樣，總是被剝淺色一塊，深色一塊，坑坑窪窪，從來沒有完好的日子？

這些日子，我身邊的朋友都恐懼咳嗽。喉嚨痕癢起來，輕咳幾聲，就怕是患了武肺。我沒有他們那麼害怕，因為我早已害怕過。那些我所說不能控制的體內因素，其中一大部分來自每早灼熱而痕癢的喉嚨，和輕微地撕裂著的胸腔。所幸是，我有身邊大部分朋友都沒有的保險，所以也不是沒有入院檢查過，卻什麼都查不出來。醫生說，照肺沒有陰影就沒有問題，可能只是胸腔的肌肉發炎這樣那樣。可是回到家，咽喉還是像火燒，第二早醒來胸腔還在撕裂。在兩、三醫生之間來回複診過，吃過消炎藥、感冒藥、咳藥水、塗過藥膏，無法痊癒，每天和身體打賭。某些日子總會好一點，不好的日子裡，就看著地鐵車廂裡疲倦的上班族，安慰自己：沒有一個人會每天都覺得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健康，大家都一樣。「亞健康」is the new「健康」。後來才聽長期貧血的朋友說，西醫的角度是這樣的：查不出來的，就不算是病。所以我們都沒有病，只是有時候呼吸會困難得除了賴在床上什麼都做不了而已。而我的朋友們還在過著沒有保險的日子；沒有保險也沒有問題，只是隱隱憂慮著父母什麼時候會大病一場，人生隨時休止，僅此而已。

翻開 Instagram，看到台中朋友的限時動態。九點才上班的她，竟然清晨六點多已在街上游蕩。問她搞什麼，原來是昨夜失眠了，今早看錯了時間，所以六點就出門了，但要三天後才能拿到安眠藥。她總是說得很輕鬆，說今晚會努力睡覺，說自己有信心，然後還有精神發許正泰的迷妹影片給我看，叫我看他用力唱歌時脖子上的那條青筋。於是我又點開 Spotify，點開《偶爾還是想要偉大》，心裡想，這個專輯名真是他媽的改得不錯，繼而想，要不我今晚也不睡好了。她醒著，我也醒著；她聽傷心欲絕，我也聽傷心欲絕，也許就這樣可以達到「量子糾纏」，也許可以過於好心地的共感著她的痛苦。畢竟我偶爾，還是想要偉大。

我刪了又輸入，輸入了又刪掉，最後還是寄出信息：真希望可以跟妳交換一晚睡眠。那是肺腑之言。我有想過，是該寫兩晚，還是一晚。但如果要不違心，我大概只能說一晚。她叫我好好睡覺。我心底裡不太喜歡表達同情的自己，卻總是禁不住要這樣做。由衷之情往往無法證實，同情往往蒼白到讓人煩厭；被同情者被逼花時間思考怎樣回覆，只為同情者的自我滿足打個圓。面對患有抑鬱症的朋友，我總是手足無措。因為我感覺，他們的痛苦如此龐大。我只能想像因為肉體的痛而衍生出的精神折磨，而無法想像源於精神本身的痛苦——那種連拍一下胸口能至少達到一秒舒緩也不可以的痛苦。

但也許，我的關懷從一開始就無法被證明是由衷的。也許說幾句話的確就是我僅能付出的時間。所以我不該對表達同情感到抵觸。所以我不滿的只是，對方也一定也察覺到這一點。近來讀《房間》，看到李智良先生在書裡過於敏銳地指出過這種局面：「到底有沒有人願意時常看見，我不全的生命、我整個的艱難惱恨。正如我不願意看見，同事閣下整全的生命，整個的艱難惱恨，唯有互相敬而遠之，免得大家胸中壓抑的那一口氣，突然破出。」我不滿的也許只是，在我表露同情後，大家對這種「一個生命無法完全處理另一個生命」的共識變得更有形，那種空虛變得實在起來。再然後，雙方會有默契的讓對話冷掉在對話框裡面，等待下一次加熱。科技賦予我們很多，包括不再聯絡前的鮮明煞痕，疏離再沒有「漸漸」。

我和朋友的病，無時無刻不在彰顯人際關係的薄弱。我們的病的「慢」，也無時無刻不給予我們一種活得很好的錯覺。而在活得很好的時候，我們總是親密的。我們總有力氣談音樂、談電影，談建立在這個世界上面的世界，在疾病爆發的時候，才被趕回下層。被趕的時候，也通常只是一個人。

閱讀《房間》的時候，我腦海裡不斷浮現一個無禮的想法：人只有在被疾病或社會折磨至幾乎要無暇照顧到自尊的時候，或許才能對這個世界有最真誠和深刻的敵意。因為那種憤怨和自己的形象無關、和自己的成功與否無關；那種敵意只和自己的健康有關，只和自己能否像個「正常人」地活著有關：跑得快不快、會不會落後，都沒有關係，但為什麼連一個完好的起步都被奪去？那種「為什麼不能讓我好好的活著」的純粹的憤怒，每個人生病的時候，大概都體會過千萬分之一。

你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患了慢性病？不，也不能說自己患上了慢性病——我的多囊卵巢症不算是病，頂多算是前奏，我的慢性咽喉炎得不到證實，我的呼吸困難得不到診斷。我也許充其量只能算是比較嚴重的「亞健康」——如上所述，一時半會的健康會給予我一種活得還不錯的錯覺，但我往往會在某天醒來，因為疼痛或高度的疲乏失去一切權力意志。而這種狀態將發生得越來越頻繁，並從細微末節開始改變我對自己和這個世界的看法。「亞健康」的狀態令我開始質疑健康時努力的意義，因為一切都可能隨時終結，而我的「隨時」會發生得比一般人快。

人是這樣。城市的話，直接病倒比較好；因為在城市給予的錯覺裡，人可以活上一輩子。而如果很多人在城市的錯覺裡活上一輩子，那就是一代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