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齡作為道德：東亞經驗崇拜的隱性暴力

在東亞的繁忙都市中，有一種場景並不顯眼，卻反覆出現。白天與夜晚交錯的街角、商場外的長椅、寫字樓下的公共空間，總能看到一些暫時停下腳步的人。有人低聲通話，有人長時間坐著，語氣並不急促，卻始終圍繞著「安排」「經驗」「該怎麼走下一步」。在這些對話裡，時間彷彿被壓縮為一種可被調度的資源，而說話的人，往往是年紀較長的男性。他們在東亞的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都扮演著如同喇叭一般的角色。

同樣頻繁出現的，還有另一種畫面：年輕的獨身女性，在異鄉生活、工作、暫居，手機貼在耳邊，通話的另一端多半是比她們年長許多的人。語氣並不親密，也不必然涉及情感，更像是一種長期存在的依靠關係——有人能聽、能回應、能給出方向。這種關係並不總是被命名，但在都市生活的縫隙中，它反覆被實踐：在高度流動、缺乏穩定結構的環境裡，年長男性的「經驗」往往被視為一種相對安全的選擇。這讓人想起了楊德昌導演在「台北三部曲」中的精準描述——「一一」中匆匆下樓的中年英語老師，慌忙地自我解釋說：「老師也是人啊」。

正是在這些看似零散、日常的場景中，年齡與經驗悄然完成了它們的轉化。它們不只是個體差異，而逐漸被感知為一種可靠性、一種穩定性，甚至是一種道德位置。年長，意味著「見過世面」；資深，意味著「自然有理」。這種正當性並不需要被反覆論證，它早已嵌入生活節奏本身。

在東亞文化中，年齡與經驗往往被視為一種天然的正當性來源。一個人可以僅僅因為活得久、待得久、熬得久，而獲得尊重、發言權，甚至對他人命運產生影響力。這種正當性並不總是以權力或壓迫的形式出現，它更多時候以溫和、日常、幾乎無害的方式存在：要聽前輩的話、不要太急著反駁、你還年輕，慢慢就懂了。

正是在這種溫和之中，年齡逐漸不再只是時間的標記，而轉化為一種道德位置。它不再需要被證明，只需要被承認。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西方文化中對青春與創造力的長期崇拜。這種崇拜同樣並非沒有問題，但其象徵結構截然不同。從古希臘神話開始，神明幾乎總是以年輕形象示人：阿波羅、赫耳墨斯、阿芙蘿黛蒂，無一不指向行動力、創造性與未完成性。神的權威並不來自時間的積累，而來自其不斷介入世界、製造變化的能力。青春在此並非生理狀態，而是一種對未來敞開的姿態，即尼采所說的「Ursprung（源頭）」。

相比之下，東亞的聖賢傳統更傾向於將時間本身轉化為價值。孔子、孟子、老子被塑造成長壽、歷練深厚的形象，各家仙佛必須是在輪迴中錘鍊百年，彷彿只有經過漫長歲月的沉澱，行動與判斷才具有正當性。儒家倫理中，「年齡—經驗—德性」形成了一條近乎不可拆解的鏈條。當孔子說出「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時，這句話在後世不僅被理解為修養的高峰，也悄然暗示了一個前提：只有走到足夠遠的時間之後，人才能獲得不受質疑的自由。

問題並不在於經驗是否重要。經驗當然重要。問題在於，當經驗被道德化，它就不再是一種可被分享、可被討論、可被修正的知識，而成為一種排他性的資本。年輕者不僅被視為「尚未成熟」，更被默認為「尚無資格」。在這樣的結構中，反駁年長者不只是觀點差異，而往往被理解為倫理失序、不懂規矩，甚至不知感恩。

這種結構在東亞社會中極為穩固，因為它與家庭倫理、教育體系、職場文化乃至學術制度彼此支撐。從家庭中的「長幼有序」，到機構內的「資歷為先」，年齡被反覆訓練為一種無需辯護的正當性來源。久而久之，經驗不再需要被證明，只需要被引用。

在西方社會中，這種以年齡本身構成權威的情形相對少見。並非因為那裡不存在階層或不平等，而是因為在現代公民制度中，年齡很少被視為權威的充分條件。無論年輕或年老，個體首先被視為對等的法律主體。經驗或許能增加可信度，但無法自動轉化為資源壟斷。

這種差異並非文化優劣的問題，而是倫理結構的不同。在東亞，經驗往往被視為一種可以累積的道德信用；在西方，它更接近一種隨時可能失效的參考資料。

尼采對此早有警告。他從不相信時間本身具有道德力量。在他看來，許多看似穩固的價值，並非來自真理，而是來自長期重複後產生的順從感。當經驗被反覆引用而不再被檢驗，它就從知識滑向習慣，從判斷滑向惰性。

尼采也從未浪漫化衰老。相反，他多次暗示，所謂「成熟」往往只是對風險的退避，是對修正與重新開始的厭倦。活得久，並不意味著更接近真理，反而可能意味著更不願重新面對世界。當「我見過很多」成為終止討論的理由，經驗便已經背離了自身。

在公共與政治層面，這一點被漢娜·阿倫特說得更加清楚。真正的權威並非來自暴力或說服，而是一種「無需解釋便被承認」的狀態。當年齡被默認為權威，它就免除了自身回應現實的責任。判斷被外包給時間，責任被轉交給資歷。

在當代社會，這種結構正顯露出疲憊的面貌。韩炳哲所描述的倦怠狀態，並非源於經驗不足，而恰恰是因為經驗被過度消耗、過度重複，最終變成一套可以迅速調用的陳詞。經驗不再指向未來，而成為阻止未來發生的機制。

或許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前段時間於巴塞爾藝術週期間出現的那組作品顯得格外刺眼：一群高度仿真的老年人形象，坐在輪椅上，低頭、昏睡，彼此之間毫無交流。令人不安的並非衰老本身，而是這些身體彷彿只剩下「曾經在場」的證明。經驗停止流動，時間失去張力，只留下疲憊的延續。

當經驗被道德化，它就不再是一種可以被分享、被質疑、被更新的資源，而成為一道不可輕易跨越的邊界。真正需要被追問的，或許不是我們是否尊重年長者，而是我們是否仍然有能力，讓經驗重新回到經驗本身——回到它作為具體判斷、可被檢驗、也可能出錯的狀態，而不是繼續將它供奉為一種不容置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