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是記憶的累積，也是記憶的遺失——談Para Site展覽「人為/狀態」

早前兩位藝術家鄭子峰、李曉華於藝術空間Para Site的天台工作室舉辦雙人展「人為/狀態」。他們以Para Site 26年的歷史作為出發點，在翻閱、瀏覽過Para Site多年來的檔案後，鄭子峰以微距攝影將歷史圖片反覆重製；李曉華則復活達蓋爾銀板技術，進行「無對象」攝影。當人類建構檔案以記錄自己的存在，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狀態？

（攝影：@gustav852）

被篩選過的記憶

檔案藝術（Archival Art）是當代一個相當熱門的藝術類型，藝術史學家Hal Foster將檔案藝術定義為一個「把消失或位移的歷史資訊以物理方式呈現」的藝術流派，因此檔案藝術本身就關乎歷史與記憶，是藝術家對過去歷史的重新敍事。

在講述檔案與記憶的關係之前，我們必須知道檔案是如何建立的。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其著作《檔案熱》（Mal d’Archiv；Archive Fever）中提出，「檔案」（Archive）的希臘文是「Arkheion」，意指希臘城邦地方執政官（Archon）的住所，即官方文件的儲存空間，一般人無法進入，因此檔案本身便涉及權力。以是次「人為/狀態」展覽為例，鄭子峰及李曉華所觀看的檔案，是由Para Site以一個機構的角度建立，按年份排列其26年來所舉辦過的展覽，策展人高穎琳形容這份檔案「比較像是Para Site的CV」。CV似的檔案必然有選取、分類、編排，其所保存也是經篩選後的「記憶」。

筆者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托馬斯被外科主任要求他撰寫一份聲明，聲明收回他寫的那篇批評政府的伊底帕斯的文章，外科主任說：「他們要的只是在檔案夾裡有個什麼東西可以證明您並沒有反對政府，萬一哪天有人來指責他們讓你留下來工作的話，他們才有個憑據。」檔案是存在過的「憑據」，沒有檔案，是否無法證明過去的存在？正如沒有身份證，我們就無法證明自己是自己？

李曉華把沒有成像的銀板貼在天台工作室的門口旁邊，像一面鏡，但這鏡會隨著時間，由於接觸到空氣而慢慢變黑。「有人覺得，你花了那麼多工夫造了一張相紙（銀板），但又不影相，那不如不要造！」李曉華笑起來，「沒有被成像是否等於沒有存在過？如果一件事，我見證著發生了，但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是否代表沒有發生？」鏡只能反映當下，即使在李曉華的銀鏡中，當下最終會被遮蓋然後迎來下一個當下，但鏡知道它存在過。

（攝影：Samson Wong Pak Hang）

檔案的矛盾與危險

檔案總是關乎時間，以檔案作為藝術，就是關乎過去跟當下的關係。李曉華說起他瀏覽Para Site的檔案時，「發現自己進入唔到」；而鄭子峰則把這個狀態形容為一種「斷裂」：我們站在這邊，檔案裡的人事物卻在那邊，隔著時間和空間，他們始終是模糊的在水一方。「那個影像明明很清晰，但有些東西失蹤了，那麼影像還剩下甚麼？」鄭子峰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

這引出檔案的另一個問題，我們視檔案為記憶的記錄，但記憶卻在時間中流失。德希達在《檔案熱》中提出檔案的本質是矛盾且分裂的。他認為檔案化的過程一方面使資料無限累積，有發掘並保存歷史的慾望（the archival desire）；另一方面由於檔案本身排除了另一些記憶，導致記憶不斷流失，最終驅向遺忘。

因此，過度依賴「檔案」作為記憶的憑據是危險的。影像被視為一種最「客觀」的記錄方式，甚至可以取代部分記憶，例如當我們回憶數年前去旅行的時光，便會點開電話裡的相簿，一些遺忘的記憶被勾起，但另一些沒有拍下照片的過去，就仍然被遺忘。從事新聞攝影工作八年的鄭子峰對攝影依然存有懷疑，「當我們過度依賴影像，我們便放棄了使用自己的身體去觀察、聆聽、嗅聞、吸收。我們遺忘，因為經歷沒有在身體內化，再以另一種形式走出來。」

（攝影：Samson Wong Pak Hang）

盡力記錄

面對檔案的這種矛盾狀態，藝術家（尤其是做檔案藝術的藝術家）又該如何自處？鄭子峰覺得，「對檔案的閱讀或再處理，並不僅用以探求今刻的認同是如何組成，另一種可能是對被遺棄的符碼的回收與再造，嘗試找尋任何能擺脫往日語境的途徑，通往今天。」他把數張從Para Site的檔案中見到的觸動到他的照片鋪在地板，用身體在照片上刮出碎屑，在微距鏡頭之下，碎屑竟藏著灝瀚的宇宙。

當過去與當下產生斷裂，藝術家所能提供的，就是重新賦予檔案新的生命，為檔案建立新的符號。但對抗遺忘不只是藝術家的工作，也不只是記者、作家的工作，正如鄭子峰所說：「我作為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我只能夠Archive我自己。」尤其當掌握檔案等於掌握過去的記憶時，每個人都有責任去建立自己的敍事，那怕記漏，只要不斷去記錄，就不至於全然遺忘。

（攝影：Samson Wong Pak Hang）

劃時代的藝術造物主威力——Antony Gormley亞洲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