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從歷史明白甚麼,除了情感。」 ——黃碧雲《盧麒之死》
也許不少年輕人未必知道,六十年代香港有兩場影響社會深遠的騷亂:六六九龍騷亂、六七暴動。而父親很久以前對我說,他在暴動期間挨了一記警棍。
父親愛講舊時,每次我只有聽的份,畢竟他的回憶我並不在場。當他說起曾經在新蒲崗下班,暴動時被警察打傷。那是我第一次認識到「六七暴動」,以父親的回憶。而我無法想像那種痛楚,警棍是甚麼?藤牌是甚麼?直到雨傘運動以後,才找到些許連結。
他聲稱他沒有參與暴動,而我無法證實;如同他不可能見證我在添馬公園過夜,醒來所見到的微涼清晨。一場暴動我未誕生,一場運動他已故去。
歷史與記憶或詳或略,於我而言好似怎樣都抓不住,一種真相。六七年四月,新蒲崗大有街的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九十二名工人被炒,引來左派工會介入。後來,工人阻止工廠出貨,與警察爆發衝突。父親應該目擊過新蒲崗的這場工潮。當他下班,和其他工友路過一條警方防線,他見到一支警棍在面前揮舞,擊中肩膊。他嚇得舉起雙手護住頭部,嘴裡重複吐出一連串的話,向警察示意他不是「搞事份子」,只想下班回家。連忙走過,背後又吃一記警棍。他形容那個場面,就像警察在打狗。他永遠無法忘記那種不問緣由的襲擊,卻也永遠看不清楚那個警察的模樣。所有在場都化約成一支警棍、一塊持於胸前的藤牌。
對六七暴動的認知,除了後來我知道,滿街寫上「同胞勿近」的土製炸彈、林彬被燒死、北角一對姊弟遭炸死,父親這寥寥一筆私人記憶,好似令我走近一點點,某種真相。因為傘運期間,我在深夜的龍和道找到相似的感覺。看見警察盯住的示威者,極盡侮辱能事的吆喝。他們好像紅了眼,右手持警棍,舉高,似乎隨時揮出來。他們保持陣形前進之餘,不時有三、四人衝出去,按住示威者在地上,猶如狩獵。分別只有,我不是路過。
就算父親如何努力讓自己置身事外,但時代似乎隱隱然要他吃上一記警棍,訴諸於「時代」,也許比相信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是偶然,來得令人安心。我一直沒問,那份「痛」有沒有延續到今天。雨傘運動曾令不少家庭因世代和價值觀分裂,我是否該慶幸那一幕沒有發生?畢竟我愛他。畢竟我們都曾在年輕時,直面過一支警棍。
警棍以外的六十年代
一支警棍擊落到你的身上,判分黑白。權力和暴力輕易宰制他人。然而,手持警棍的人、挨打的人、示威的人、被射傷的人、被炸死的人,本就置身於一個複雜而充滿角力的時代。
自從中國大陸四九年政權易手,香港成為冷戰年代美蘇兩大陣營的最前線: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僅僅相隔一條深圳河。彼時,香港人熱愛看球賽。東方代表右派、愉園代表左派,一對壘,好事者笑說是「國共大戰」。走入戲院,長城、鳳凰、新聯是左派影業,邵氏導演李翰祥拍黃梅調電影,紅遍台灣。港英政府小心平衡下,左右兩派全面爭奪香港的文化話語權。
有文攻自然有武鬥。羅恩惠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以北京官員吳荻舟的筆記,帶出六七暴動是承接當時大陸文化大革命的狂熱、澳門「一二三事件」奪取澳葡政府實際管治權的成功,「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港澳左派以工潮及後續的動亂,動搖港英政府的管治。然而,吳荻舟的筆記卻也揭露一種曖昧的狀態,因為他暗中阻止了更大的騷動。
他的決定,卻絲毫無改「沙頭角槍戰」的慘烈。那場共產黨民兵越界攻擊香港警察的槍戰,五個警察殉職。在趙崇基導演、謝傲霜編劇的《中英街一號》內,民兵趁華界的民眾示威時開槍,警察與捧住毛澤東畫像的人同樣慌忙走避,一種更大的紅色宰制。電影亦以兩個時代(一九六七、二零一八)扣連運動後年輕人的迷失與苦悶。
可以這樣說,持續七個月的六七暴動如沒有國家機器全力動員,大概結果與六六九龍騷亂類似。黃碧雲最近推出的小說《盧麒之死》,同樣寫年輕人的心理,但將目光放到六七暴動前夕死去的青年盧麒。前一年,盧麒十九歲,他響應在天星碼頭絕食的蘇守忠,反對天星小輪加價。蘇守忠被警方拘捕後,盧麒、盧景石等大批青年沿彌敦道示威,最終釀成一場沒有計劃的騷亂。
或許六十年代的一大特色是,各路勢力意圖在這塊「欠缺永久性與無所適從」的土地上打響自己算盤,惟獨忽略了本身居住在此,在天台學校、山邊木屋掙扎自救成長的年輕一代。他們生來就孤獨。因為沒有歸屬,沒有任何一方把他們生存的困頓考慮在內。看電影逃不出意識形態,看球賽逃不出意識形態。面對簡陋的板間房或木屋,私人空間的缺席,走出去還是待下來,他們都沒有明天。
我反覆使用「可能」、「也許」、「大概」等詞,正如同以上各文本進入那個年代的意圖一樣,準確還原真實之不可能。一個時代,惟有落入小心翼翼的行進,在文本與文本構造的對話空間相互觀照。即使於我,一個從父親聽到其真實經歷的人,也只能保持一種無限接近的狀態。只因為一份情感聊以連結,不同年代裡相似的人,相似的情感,相似的困苦,使我們繼續前行。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黃碧雲的小說裡有如此一句和應:「他沒有我畫的那麼文靜。但我畫的時候,想起你的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