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志超手上接過半自傳式劇本《造口人》，從拍攝到電影面世，洪榮杰一拍就是五年。同志的生死戀，或許已經被主流吸收成為熱門題材，可是同志的老、弱、孤、寡、殘，洪榮杰直指仍需要大家以電影努力開拓。

拉素羅夫（Rasoulof）拍完《惡與他們的距離》（There Is No Evil）後，隨即被伊朗政府囚禁，即使在柏林奪得金熊獎，本人亦沒能親臨。而電影本身卻站在囚犯的對位——劊子手去思考，為甚麼在伊朗，有些人年年月月，行禮如儀地為死囚行刑？為甚麼有些人不願服從惡法，為信仰拒絕行刑，衝破牢獄一時，卻淪落一生？

每條街道自有其生命，形形色色的街道日常鑄就一個社區的記憶，建構我城獨有的人文風景。由灣仔區議會資助，香港文學館出版的新書《我們走過軒尼詩道街頭》，以十篇訪談和十篇文字創作，拼貼出灣仔區的人情與故事。日前舉行的新書發佈會由鄧小樺主持，並邀得負責此項目的銅鑼灣區區議員邱汶珊，以及本書作者淮遠、鄭政恆、陳子雲等作嘉賓，與我們細說軒尼詩道。

戲院停業前成為話題電影的《幻愛》，大部分評論都集中在性別意識的批判上，電影另一個核心元素「精神病患」則較少人談及。在此送上虛詞編輯部的《幻愛》小輯，從導演周冠威的專訪、葉嘉詠提出的七問，以及黃柏熹探究的倫理困局，嘗試解讀更多。

當一個個時代的見證人逝去，異議聲音漸漸失去，我們該從何處找回那段被埋葬的歷史？後人從書本、報章、電影，甚至遊戲等媒體裡所「看到」的歷史，能否讓我們理解到歷史的全貌及重量？在此為大家送上《返校》小輯，由查映嵐分析《返校》的電影原型：赤觸遊戲的敘事手法，亦有朗天評論遊戲與電影兩種新舊媒體的優點與不足，以及陳子雲指出《返校》作為歷史電影，導演在改編上的掙扎和權宜的後果。

《返校》改編成電影後，編導的方向似乎有意比遊戲更明顯直接地，以台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為主題，但陳子雲覺得它始終是商業電影，把白色恐怖收縮成，學姊的心理衝突的結果，對《返校》戒嚴時期的刻劃不滿意，也不滿足。

2018年2月16日，中國導演、作家胡波的電影遺作《大象席地而坐》在德國柏林電影節首映。我們羅列出刊登於「虛詞」的三篇評論，包括羅昊培與陳子雲的影評、以及忤尚寫關於電影原著《大裂》的書評，三位皆是年輕評論人，或也因此呈現出一道獨特的青春殘酷物語。他們細膩的觀察和閱讀中，又找出了甚麼我們未能發現的事物？

大象並沒有代表什麼，牠或它很可能只是一種虛假希望。他們一行人來到中途站，老伯說，撐不下去了，他想帶孫女回去。不得不如此，要出走，不得不如此，要歸去。那一場韋布和老伯的討論，我總想起黃碧雲《失城》的陳路遠。

與其說《G殺》有意模仿日本電影，不如說它更像是新一代的《香港製造》。兩者都有一個核心命題——痛陳成年人的偽善。

吸食大麻後精神陷入恍惚的海美、鍾秀和Ben，面對夕陽而坐。海美脫去上衣，鏡頭此時模糊了背景，黃昏模糊了漸退的日光，與漸昇的夜空；一名女子雙臂仰天，而後跳舞。令我在意的還有鏡頭遠景一綴散開的白光，它應該是海美背後的電燈柱，然而，說它是掛在天空的白晝月也未為不可。

《夢女芭蕾》的英文片名簡潔有力︰Girl。想成為一個女生，想成為一名舞者，Girl不再是主流社會定義的女性形像，Girl只是Lara心中想成為的那個自己。這電影因痛極而動人，在於導演成功結合追求藝術與追求跨性的勇氣，如此無悔。

馬賽城內有很大的陽光，日子明亮，愈明亮就愈見城內男女的受困和哀愁。在那個港口城市，外邊有一片藍海，北面想像中有大批納粹德軍推進，城市陷落的消息從巴黎到里昂，從里昂到阿維尼翁，無一倖免。逃跑到這裡的男子不知如何是好，而一名女子搭上他的肩膊——啊，認錯了……

畢竟萍水相逢的人不可能有這麼大仇恨，但是種族可以令我們有諸多「良好又合適」的理由憎恨一個陌生人。來到法庭戲主導之後，法庭上有兩個主角、他們的家人與朋友、雙方律師原來是父女對陣、加上法庭最外緣的軍人與記者，層層疊合成一宗已經不再純粹、也不應純粹的審訊。

父親愛講舊時，每次我只有聽的份，畢竟他的回憶我並不在場。當他說起曾經在新蒲崗下班，暴動時被警察打傷。那是我第一次認識到「六七暴動」，以父親的回憶。而我無法想像那種痛楚，警棍是甚麼？藤牌是甚麼？直到雨傘運動以後，才找到些許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