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一八年八月應聘來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住在人稱妖山上的校內會館。獨來獨往著。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看著手機上「立場新聞」在元朗西鐵站的直播畫面,坐立難安,下樓抽煙。暑假期間妖山寂靜無人,建築物前階梯扶手上有石雕,是爪鎮髑髏臉相凜然的神獸,我看著心愴難止,魍魑易收,忘卻正直與道義的人該如何對付?翌年搬到南京東路,七樓推窗外望,覺得像極小時候所住彌敦道上的風景。灰塵極大,從早到晚,車來車往隆隆聲不絕。一年之後,搬到同區的林森北路小巷,人稱「六條通」的地方,更早的時候,叫「大正町」。膝蓋受傷,廖偉棠、曹疏影來探望我,疏影站在小陽台伸頭看街上,說,好似灣仔……。我沒離開過。
然後到了今年,疫情反覆,港版國安法如狼似虎。編輯瓊如在二月二十三日將《我香港,我街道》續集的稿件傳給我,那是週二,下課後流連咖啡室匆匆看了目錄,心想真好,接下來的二二八連假會過得飽足,因為有這些文稿餵養。
然後到了星期天,二二八,之前因參與民主派初選遭到大圍捕的四十七人,被要求提前往警署報到,隨即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翌日提堂,扣押聆訊歷時五日四夜,大部份人不獲保釋……
斷續看著新聞,斷續看著這些書寫香港的文稿;忽然覺得篇章如藥,鎮靜心神,又似旌幡與秘帖,招魂——
房慧真記小時候隨家人出遊的香港,啊,不復見的龍門大酒樓,台北太原路竟與灣仔太原街神形相疊,從此我走過台北後車站,會想起灣仔太原街。洪昊賢的蛇羹回憶,記的是觀塘裕民坊,像鄉野傳說,要書寫的卻是未來未完成式,「要蛻不蛻的死皮,始終緊緊地包裹著光鮮而濕潤的鱗片。」對於在澳門長大的袁紹珊來說,香港則是一水之隔不斷變化的迷宮,「如有一個地方,去了無數次都好像首次踏足,猶如不斷變化的迷宮,那就是香港。」李智良白描廟街、新填地、渡船角,交錯馬六甲與沙勞旺的異地見聞,竟似繁複的夢,幻變生成人世,壓縮如長卷的詩。黃裕邦散篇斷句記下日常,深刻如無聲跳躍的燄,他說,「街道就是回憶摺疊出來的現在」。變化是香港的天命,景物人事都定格在回憶中;從此,回憶是香港人的專長。
「世上存在著無數這樣的小街……」,胡晴舫如是說,「總有街貓」。那麼邊緣,毫不重要,以致只以「第三」命名,曼哈頓也有一條第三街,胡都住過,胡見證了第三街的「縉紳化」,但她記得她當初的模樣。她記得,而且寫下來了,從此深埋於心靈土壤中。原來駱以軍曾經在大角咀住過三個月,經歷了港式春天,幾乎以為自己是培養液裡的草履蟲,行走在老區,觸目都是老人,他說,「連打著赤膊扛鋼條的也是老人」。從未見人寫香港老區如此傳神。他在香港沒找到與台北對應的街道名字,但發現香港有那麼多街道的名字取自樹木,還有浣紗、琉璃、漁歌、銀影的詩意。他看到了。看著言叔夏迷失在香港的大廈名字與各式招牌中,我會心微笑。「而香港其實是座後巴別塔之城罷。」她真的看得懂香港的樓群。她在四座皆是普通話而廣東話愈趨愈弱的燒臘店中,執著於說台灣國語。是的,魚蛋粉要怎麼翻譯他自己?我要對言叔夏說一聲「謝謝」。楊佳嫻寫道,「一切的意義或許都算事後」;西洋菜街,樓上書店,最難吃的叉燒飯,崢嶸與悲傷都在其中。佳嫻都懂。黃麗群住在蘇杭街上的酒店,想起家族故友大林,「她在天母的家中總是長年儲藏了一條來自上環的迪化街」。一句話網盡此地他鄉。打算下一次來還是要住在同一間酒店,三個月後反送中運動爆發,十八個月後港版國安法通過,二十四個月後,大疫到來。黃麗群記下。
都是香港的知心。
甄拔濤人在倫敦,看著街名「Great Portlands Street」,港人程式開啟,直接譯成「偉大的砵蘭街」。他人在Waterloo,心繫的是油麻地地鐵站,於是,特拉法加廣場上聲援香港傘運,是如此理所當然。咫尺天涯,兄弟爬山;無論身處何方,同心。廖偉棠在高地最僻靜一隅的台灣林口,想起香港最熱鬧的旺角,想起西洋菜南街最熱鬧的青春。還有北京道,見證了他的搖滾歲月,詩人的頹喪與憤怒,一九九七。多年之後,卻是遍地黃金自由行。騷夏記慧沁,「梅窩鄉事會路兩邊都是野薑花田,後來水利工程剷平了」,那是我仍未認識的慧沁,認識她是決定來台之前,同時她也正準備移居台灣。然後,在台灣,嘉義阿里山,在她拿到台灣身份證,為自己安排的小旅行路上,她再一次聞到野薑花的香氣。慧沁有煲湯方程式:第一蛋白質、第二海鮮、第三植物、第四甜一點的植物、第五藥材,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沒想到我來台之後才有機會喝到慧沁煲的老火湯。騷夏說,離開以後,她也不曾離開。我們都沒離開。這一切猶如香港切片,是壓縮顯影著香港人感情的標本。
然後我看到袁嘉蔚寫新樂街,記她對逝去嫲嫲的愛。閱讀至此,仍未知袁嘉蔚能否被保釋……。亂世兒女。
忽然想起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說的不是你我,是被我們愛著的香港。我由是相信,你會好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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