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地景與民俗建構——從《我香港，我街道》的地區書寫說起

Benedict Anderson在《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與反殖民想像》花了不少篇幅在談論菲律賓第安人（Indio）陸雷彝（Isabelo de los Reyes y Florentino）這位書寫了《菲律賓民俗》El folk-lorefilipino的作家。安德森描述陸雷彝在書寫時對身分認同與自己身處的土地之間關係的思辨，同時特別強調陸雷彝毫不猶豫地揭示「民俗」這門科學的新穎性帶有一種特殊的殖民面向。殖民者習慣以採風的形式編修殖民地風俗，實際上成為殖民權力施展的場所。陸雷彝以菲律賓印第安人的身份以民俗學的形式重新書寫地方志，是顛覆民俗學的殖民性質的行為。這份民俗志或多或少推動了菲律賓共同體的建立。與上述類似的為地方修誌的行為，在香港短短的歷史中亦有其複雜的歷程。這包括清末《新安縣志》、英殖民地大量出版的英語香港旅遊指南、日本從1920年代開始出版的《香港案內》、日佔時期的香港地圖；又包括在港華人群體的香港地景書寫，例如南來文化人葉靈鳳所修的四部香港風物志，乃至由本地港人例如青年作家吳灞陵所書寫的香港郊野，較接近的例如盧瑋鑾編著《香港文學散步》，到陳智德的《地文誌》。新近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循此系譜追尋之下，可以說是香港地景的再發現之過程。

發現地景

地方志的功能自然是紀錄地方風物。《我香港，我街道》整個計劃企圖以創作替代資料性、陳述性較高的書寫不同，以小說、詩、散文來書寫地方志。以虛構性質較高的文學來書寫地景。閱讀的過程我在想，虛構的文類可以成就通常以非虛構文字進行的考古學，或是民俗志的建設嗎？柄谷行人在整理文學文本內的風景時提及「風景的發現」，風景一旦成為風景，並在文學內被摹寫、被描繪，就意味著一種風景的再發現，循此建立起來的是「作為與人類疏遠化了的風景之風景」。文學內的「景」同時是又不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景」透過被作家「發現」、採集並摹擬而被賦予新的意義。

從策劃的概念開始，《我香港，我街道》的作者群便有意從地區「發現」風景。為了書寫「我香港」，作者群紛紛描述在作品中，描繪特定地區、街道與建築物。這種特地標誌地區、地標的寫作方式，在香港文學史上並不陌生。早如1927年謝晨光筆下的H城，晚近如《我香港，我街道》內的大至一個地區，細微如一條街道。這場風景發現的過程，最突出的要數樓房。書內共十六篇小說過半數提及香港的房屋：伍淑賢〈浣紗〉內有待轉手高賣低買的高尚住宅區房子；陳慧〈不是流金其實是鏽〉內「杜太」那已成鋪位的金馬倫道唐樓舊居；王樂儀〈Haunting〉內曾經經歷清拆城寨一役而又再面臨重建的九龍城小社區；梁莉姿〈鼠〉裡供明微和林懷窩在床上看Netflix的小套房，無不與黃怡〈根深〉內那些在般咸道一字排開十二間地產鋪內看到的樓價緊密相連地成為「香港」地景的一部份。地產買賣、房屋問題，種種焦慮無不令人想起柄谷行人如此形容當外在風景成為內在風景，並真正具有建構力時的說法：「在怎麼看都不愉快且超出了想像力之界限的對象中，通過主觀能動性來發現其合目的性所獲得的一種快感。」

這套發現風景的體系離不開人，應該說，人才是小說最想抓緊的風景。在上述的小說裡，無不充斥著人與城市風景的不合與厭惡。清拆的風景不斷重複出現在結集內各篇小說之中，有些成為故事的主題，有些成為故事的副線。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的是王樂儀在〈Haunting〉內以墮胎鬼魂會回來糾纏生母這種現代都市傳說為藍本，將女主角阿莎墮胎後走回自己家的恐懼和身體（特別是子宮疼痛）的感受，與九龍城市重建的歷史將回糾纏一個地方連結起來。一個城市、地區、街道甚至一幢樓房的死亡為地方帶來歷史，死亡亦同樣為一個族群帶來歷史。阿莎墮胎後子宮疼痛，走回家的路上，重建區「一拐彎，什麼都沒有，一片荒涼。」但是她這樣安慰自己「反正子宮會重生的。子宮重生，身體就會好，她會是新造的人了。」與城市的不合或者都不以極端的身體疼痛展現，也有如梁莉姿〈鼠〉內明微與林懷的轉向「內面」發展的生活，對「外面」的絕對的拒絕——深水埗的老鼠以醜陋的姿態現身街道，人們大叫「打死佢啊！」，無不提醒著外部的城市的陰暗，然而，「明微告訴自己，她適應得很好。」馬上再將自己封閉回生活之中。

民俗建構

上面提到的發現風景後被一再疊加的隱含的意義，最終抵達何方？柄谷行人在1992年為自己的著述補上一章〈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文學中的風景如何被一再更新，並在作者和讀者之間成為共通的風景，是相當值得留意的事。與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企圖以掌故重新為順從殖民地地方志敘述的香港翻案的心志相似（翻案的結論成為另一套中國想像的路徑是後話），陳智德的《地文志》便以大量歷史文獻、作品的引述夾在散文書寫之間，企圖再次為香港地景連接上歷史脈絡。《我香港，我街道》的有趣之處，在於虛構文類的加入，與一般追求真實的地方志變成了隱喻的集成。小說的虛構與敘事，賦予地區風景廣闊的想像空間。書中收錄的小說加插大量民間風俗、掌故和地區歷史。由於大量掌故、歷史、風俗的添加，小說的敘事雖然容易受到阻礙，但這種有意為之的資料的充實，卻使這些作品擁有強烈的建立民俗志的意味，將「發現」的風景進一步脈絡化與歷史化。

對既定小說敘事模式的刻意「破壞」，以余婉蘭的〈月亮破裂〉和查映嵐的〈夢迴塘尾道〉最甚。這種急欲說明過去的行為，無不表現出一種希望接通過去、重建現在的欲望，換言之，即是以小說重建民俗。〈月亮破裂〉由10月20日警察無故以水砲車射向尖沙咀清真寺一事起首，接通尖沙咀過去的掌故——英國水兵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燒煙時英國商船停泊尖沙咀、尖沙咀洋人專屬花園住宅區，以及彌敦道在六七十年代慶祝英女王誕辰閱兵巡邏等等。查映嵐的〈夢迴塘尾道〉則在敘事間錄入佔四分一篇幅的塘尾道與渡船街歷史，以及1977年九月份艇戶到輔政司署請願而大學生到場聲援，事件有七十六人被告非法集會的案件詳細。

最後，讓我們再回到陸雷彝對民俗的無比興趣。這位曾經光臨殖民地香港的傳奇人物，經歷西班牙殖民及美國的再殖時期的菲律賓，曾經參與菲律賓革命而被流放。他那部出版於1889年的「菲律賓民俗」研究，在此成為相當有意義的舉動。採事採風，將曾經被其他作家發現的地景再次「發現」，並透過虛構文本進行的建構，《我香港，我街道》所隱蔽並同時重新建立的「香港」，不無將之從大敘述中重奪的意味。